許奮 湖北美術學院院長
陳晶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執行主編
1956年11月，盛大的“湖北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在武漢中蘇友好宮舉辦，共計兩千多件的各類展品中，被刊登在展覽目錄封麵上的巨幅花鳥長卷《百花齊放 百鳥爭鳴圖》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參展作品。這件作品長405厘米，高180厘米，由26名武漢畫家共同完成。根據當時報刊的記錄：“武漢市國畫界為了對黨所提出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表示熱烈擁護，集體創作了巨幅彩墨畫‘百花齊放 百鳥爭鳴圖’。”[1]雖然這是一件產生於特定語境下的獻禮之作，但這幅作品本身所體現出來的藝術價值、曆史意義，使它不僅僅是呼應政策方針的應景之作。順著這幅巨製的緩緩展開，我們可以一窺當時一個畫家集體的共同的心路曆程，以及由此探究新中國花鳥畫如何在全新的文藝思想引領下努力適應新的時代要求，並發展出新中國花鳥畫的表意體係。
一、產生的背景
新中國花鳥畫的變革，直接的動因是新中國文藝政策的導向，關聯的是時代的巨變、曆史需要的變遷。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講話不僅對當時的整風運動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更對此後的中國文藝創作產生深遠影響，更加重要的是，講話奠定了新中國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的基礎，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這對依托精英文化並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傳統的中國畫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正如王遜在看了中國畫研究會第二屆展覽後提到的現象：“從展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寫生之作還不能擺脫老一套的束縛，正如花鳥畫還不能完全擺脫畫稿，人物畫不能接觸更廣闊的題材，是因為沒有自由表現的能力，有力不從心之苦的。”[2]這個挑戰對整個中國畫壇都是巨大且迫切的，但在人物畫、山水畫陸續找到自己的革新之路，通過表現現代人物形象和建設景觀等社會主義新風貌來實現自我改造之後，花鳥畫的困境顯得更加突出。花鳥本身很難賦予階級屬性，自然界的花鳥也並不會因社會變化而模樣有所不同，尤其是傳統花鳥畫家，麵對新的社會變革，因難以表現新時代而漸受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