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博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
作為古典建築的北京天安門有600年的曆史，但作為公共圖像的天安門卻是一個現代現象，而且主要是從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之後開始的。在此之前，北京眾多的城門中，天安門在中國現代視覺文化中被圖像化的頻率遠不如前門（箭樓）。圖像化的“大前門”，早在1916年就被英美煙草公司確立為主要香煙品牌而風靡全國。前門的形象在20世紀初也曾見諸劉海粟等藝術家的作品，1949年2月3日在前門箭樓舉行的人民解放軍入城儀式更是強化了前門的重要性。張仃的重要招貼《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1949）、董希文的《北平入城式》（1949）等許多作品都以前門作為主要背景。但是，前門作為公共圖像的重要性基本上也就止於1949年。[1]在開國大典之後，天安門於1950年被確立為國徽的核心要素，成為中國國家象征，從此，天安門成為新中國的政治生活和公共領域中最重要、最廣泛使用的建築圖像。
20世紀50年代，作為新中國國家視覺形象設計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周令釗先生在包括國徽、解放勳章、第二套人民幣等在內的許多重要藝術設計作品中都曾表現過天安門。他的許多重要的藝術和設計工作也都是在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展開的，比如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為革命博物館創作的《世界人民大團結》重彩大壁畫以及在1950—1967年（1966年除外）間擔任天安門“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遊行隊伍儀仗隊和文藝大軍的隊容設計等。這些工作和人生經曆，使得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成了周令釗先生20世紀50年代許多重要作品的主題。本文將主要圍繞周令釗先生參與或主持的這些藝術設計工作，討論天安門圖像在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1959）作為國家視覺象征符號的確立，其與藝術設計家在特定時空中的視覺感受與身體經驗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圖像的衍化傳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