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後來，以前門箭樓為核心的圖像主要與北平解放這一曆史事件有關，如葉淺予先生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而作的重大曆史題材創作《北平解放》，1959年，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關於北平解放與前門箭樓圖像的研究，參見丁瀾翔：《向心·鳥瞰·透視：再現“北平入城式”的三種構圖策略及其空間激活》，《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2]關於國徽作為“集體設計”的相關討論，參見李兆忠：《玉璧與天安門：關於國徽設計的回顧與思考》，《書屋》2010年第2期；關於“集體設計”的利弊，另見杭海：《以圖像的名義：北京2008年奧運會形象設計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126頁。
[3]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下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3—404頁。
[4]季如迅：《新中國國徽是怎樣誕生的？》，《文史通訊》1984年第1期，第31頁。關於“待月軒”另見《張仃畫室·藝術設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5]秦佑國《梁思成、林徽因與國徽設計》一文就存在這個問題，作為學術討論情感色彩過重、有失公允，《建築史論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6]陳宇：《新中國國徽是怎麽設計出來的？》，《北京日報》2015年2月24日。
[7]黃遠林在《北京日報》1983年10月1日刊登的《國徽設計和畫家周令釗》一文中強調了周令釗先生的方案對國徽設計的貢獻，這篇文章引起了周令釗先生的不安，他於1983年11月4日致信《北京日報》對國徽設計作為集體創作的性質進行了澄清並做出上述表示。
[8]例如，朱暢中的回憶沒有具體時間，從中央檔案館披露的檔案來看，他是作為列席人參加了1950年6月20日的國徽審查組會議。朱暢中的回憶隻強調了清華國徽設計組的工作和貢獻，他關於中央美院國徽方案的描述，如天安門的形象“一頭大一頭小，一頭高一頭低，有強烈的透視感”“近處石縫裏還畫有綠草”，至今還沒有一幅圖案與他的描述相符，當天的檔案中也無類似記載。參見朱暢中：《梁先生和國徽設計》，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編印：《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1901—1986》，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132頁；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下卷），第417-422頁。季如迅曾先後發表過兩篇文章討論國徽的設計問題，論述有顯著不同。前一篇《新中國國徽是怎樣誕生的？》（《文史通訊》1984年第1期）主要是根據鍾靈、張仃、周令釗等參與者的口述寫的；後一篇《群賢協力繪國徽》（《黨史縱覽》2009年第2期）則以應有檔案作為依據，但均無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