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 中國國家畫院理論研究所外聘研究員
“寫生”是對20世紀中國畫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一個概念，而這一術語在20世紀的數次中國畫發展的重要變革與論爭中屢屢被提及，但其在百年中國畫的發展曆程中，自身內涵及其映射的複雜價值觀念卻在不斷發生變化。而寫生觀念與內涵的變化又對20世紀中國畫的寫實觀念的形成與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寫生”的說法雖早在宋代畫論中就已經出現，但是形成現代漢語中對其含義的普遍認識，大致是在20世紀初。在晚清以來民族自強的大背景和“五四”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導向下，針對傳統中國畫的變革運動逐漸興起。最初，美術界關注的重點多為美術在社會整體的民主科學進程中，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展開，逐漸將討論的重點轉到中西繪畫優劣的對比和如何改造中國繪畫方麵。康有為的《萬木草堂藏畫目》、陳獨秀的《美術革命——答呂澂》直接將這場論爭推向**，康、陳為首的革新派希望借助寫實性的繪畫語匯來改造明清以來日漸走向主流的文人畫。陳獨秀就斷然提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為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洋畫的寫實精神。”[1]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將以寫實精神為基礎的繪畫變革與矛頭直指封建文化，無疑對原本屬於風格範疇的寫實性繪畫語匯賦予了明確的價值意涵，藝術語匯在經過政治運動的改造後便被打上了強烈的價值烙印，寫實背後不證自明地具有了科學、現代的進步意味。
大致在此前後，西方繪畫一整套對照現實物作畫的觀念和方法開始大量引入，傳統畫史畫論中的“寫生”這個詞語被最初西化思潮影響下的繪畫實踐者所使用。1915年，上海早期美術團體“東方畫會”刊登的招生廣告中，所設課目就有靜物寫生、石膏模型寫生、人體寫生、戶外寫生等。[2]這種與實物結合的寫生訓練在中國的西畫推廣過程中就已經被逐步認可和采納，成為一種能夠達到寫實性風格的學習與訓練方式，“寫生”也便開始與“寫實”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在這種背景下，蔡元培較早地在中國畫改良問題上使用了“寫生”這個古已有之的語詞，在其1918年10月的《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之演說》中明確提出：“此後對於習畫，餘有二種希望，即多作實物的寫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中國畫與西洋畫，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國畫始自臨摹，外國畫始自實寫。……此其故與文學、哲學、道德有同樣之關係……三者如是，美術上遂亦不能獨異……西人之重視自然科學如此，故美術亦從描寫實物入手。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合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故甚望中國畫者，亦須采西洋畫布景實寫之佳，描寫石膏物像及田野風景……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注之。除去名土派毫不經心之習，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見之譏，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3]蔡元培這裏想借具有寫實精神的西畫來改造中國畫的觀點與康、陳一脈相承，但他的主張由於提出了將“實物寫生”運用到中國畫學習中的觀點，顯然更具有實踐層麵的可操作性。他在康有為、陳獨秀等中國畫革新派所一直高舉的“寫實”的精神與價值導向之下，引入了“寫生”這個更為具體的訓練方式，故而超越了一種僅從文化層麵上展開的論調，給原本穩定的中國畫傳承體係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力。[4]可以確定的是，20世紀中國畫變革的最大外部力量來自西方繪畫觀念的影響，而在實踐層麵直接的作用方式就是基於西方對照現實物的描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