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實主義和20世紀中國畫
邵大箴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
近一百年，是中國曆史的大變革時期，也是中國畫的大變革時期。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借助從外國引進的民主、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包括中國畫在內的中國藝術的大變革，也和引進西方的寫實主義密切相關。研究寫實主義在中國畫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研究從西方引進寫實主義的得和失，對於探討中國畫的現狀和它的未來發展，不無意義。
一
從世界藝術的大格局看中國近百年來的美術發展情勢，不難發現，中國畫的走向和西方美術的趨勢相背而行。19世紀70年代之後，西方的美術潮流是從古典寫實逐漸轉向具有強烈現代感的寫意、象征、表現和抽象；中國畫卻從趣味高雅的寫意、象征、表現和抽象逐漸向較為大眾化的寫實過渡，和西方相比較，走的是逆方向。寫實繪畫不能概括20世紀中國畫的全部麵貌，但是寫實主義的影響無所不在。這種影響既表現在寫實風貌的繪畫作品中，也表現在這個時期創造的傳統的寫意文人畫中；既反映在人物畫上，也反映在山水花鳥畫上。在寫實風貌的人物畫上，最重要的特點是素描造型的被采用。在這個時期，各家各派在討論中國畫傳統、現狀和前途時，無不涉及引進西方經驗，特別是引進西方寫實主義的問題。筆者在這裏特別強調西方寫實主義這個概念，為的是更準確地傳達出20世紀末、21世紀初人們對寫實主義的一種特殊理解。那時，畫界許多仁人誌士的目光投注在西方，一心想用西方的寫實主義來挽回傳統寫意文人畫已經出現的衰頹之勢。在他們看來，西方寫實主義是和自然科學密切關聯的，是運用了數學、物理學、解剖學知識的造型科學，把它稱之為“科學的寫實主義”。中國傳統藝術以至中國傳統文人畫中，有沒有寫實的經驗，倘若有，這些經驗在新時期的創造中，如何被采用、融合，這些問題雖有人涉及，但並未被提出來充分討論。雖然，在是否要引進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如陳師曾等人就曾發表文章，慷慨陳詞，申述文人畫創造之特質、真諦、價值和意義。[1]鄭午昌、潘天壽等人也竭力反對用西洋經驗來改造中國畫或用中西混合法來改良中國畫的主張[2]，可是，當時的社會輿論，畫界占主流地位的認識，仍然是西洋畫科學、中國畫不科學的片麵見解。這種見解甚至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例如，在美術史和美術理論上頗有造詣、學貫中西的王遜在文章中就說：“民族繪畫的技法，如果在我們手中隻能用以描寫固定的客觀的對象和表達定型的感情，那就是一些死的方法，結果就成為我們的押枷，而不成為我們的武器。那就和一般西洋繪畫中的科學的寫實技術相比較，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運用科學的寫實技術可以得心應手地描繪眼之所見的任何事物，所以是活的方法。有誌於改進國畫現狀的畫家有必要先學會這樣一種直接描寫生活、表現生活的活方法，並且用這種科學的方法整理傳統的技法，保存其準確、精練、巧妙的優點，把死的方法也變成活方法。”[3]王遜這段話的用意很好，是要畫家直接描寫生活，表現生活，不要陶醉在陳陳相因的模仿之中。可是在字裏行間所透露出來的“西洋科學寫實技術”，高於“民族繪畫的技法”的觀點，卻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或偏見。其實，不論是民族繪畫的技法，還是所謂西洋科學寫實技術，都有死和活之分，都既可以成為我們表現真實思想和感情的手段，也可以成為“我們的押枷”。王遜文中的這一誤解或偏見，並非僅僅是出自他個人的思考不夠周密，而主要是當時曆史和文化的複雜情勢，使許多人在注意到西方寫實技術的可取之處時，忽視了深入研究本民族繪畫體係的特點和長處，從而對本民族的繪畫體係並非出自自覺地有所貶損。這是很值得我們加以總結的曆史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