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誠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
一
就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指出的那樣，哲學不隻是以語言來思考，而且是沿著語言的方向思考。語言不僅僅是思維的工具，同時還是思想本體；沒有語言，思想便不可能。德國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也說：“當語言也表現出獨立自主的創造性的時候，它就脫離了現象的領域，成為一種觀念的、精神的存在。……雖然我們可以把知性與語言區分開來，但這樣的區別事實上是不存在的。”當然，這裏所說的“語言”指的是通過語音、語法和詞匯等實現人類溝通交流的各種表達符號的“語言”，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狹義語言。但語言所具有的思想、觀念本體性，則可輻射到其他形式的語言上。事實上，在中國文化的特定環境中，任何形式的語言（如文學語言、繪畫語言、戲劇語言、音樂語言等等）都不隻是語言本身，它們在進行語義傳達與表現的同時，其自身就體現為某種觀念形態。即它們不僅具有工具性，同時也具有觀念本體性。
語言作為思想與觀念體係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是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白話文作為當時口語的書寫形式，構成與文言文不同的話語體係。它將林紓所謂的“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提升為文學正宗，從而才有了此後的“國語”及“現代漢語”，因此，它表麵上是建構了一個使用著與古代漢語一樣的漢字，但卻成為具有新的詞組形式與語法結構的新語言體係。另一方麵，白話文又承載著現代民主和科學的進步思想，展現著現代知識分子所開創的新價值空間。新的術語、概念、範疇轉述著現代思維與意識，它們也就以白話的形式構成新思想的根本；它們以一種新的語言方式占據全社會的過程，也就是新思想的製造過程，由此而引發中國文化觀念形態的變化，最終導向文化的現代性轉型。因此，白話文運動不隻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關聯到自由、民主、科學、人權、進步等新思想，以及新中國、新社會、新詩、新文學、新形態等這一係列中國現代性經驗的產生與發展。因此，“五四”白話文不僅是一種新語言建構，更是一種新文化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