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敢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1979年9月26日，首都機場壁畫（下文簡稱“機場壁畫”）舉行落成典禮，成為向新中國成立30周年獻上的一份大禮。同年11月1日，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中指出：“新近完成的首都國際機場的大壁畫及其他有關美術作品，博得了各界人士和中外文藝家的高度評價，為我國建築壁畫開創了新途徑。這些壁畫的作者大都是有才華的青年壁畫家，他們解放思想，勇於創新，融合我國民族傳統壁畫的技法和現代技巧，表現了新的時代精神。這些壁畫是他們和陶瓷工藝美術家、建築師們密切合作的產物。他們的具有鮮明個性特點的藝術成果及創作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1]然而，機場壁畫所產生的巨大反響很快就被袁運生作品中出現**形象的風波淹沒了，以至於它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影響和價值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和研究。40多年過去了，我們可以站在更為客觀的立場上來重新審視機場壁畫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價值，完全有理由認為，機場壁畫對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稱其為中國現代藝術的轉捩點亦不為過。
1976年粉碎“四人幫”，標誌著十年“**”的結束，但是中國的文藝政策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1976年到1978年，這是中國文藝政策向新時期轉變的過渡時期，舊有的藝術觀念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很多新藝術的萌芽已經開始醞釀生長。從當時美術界發生的一係列事件讓人們感到春風已經蘇醒。1977年9月，羅馬尼亞19世紀油畫展在北京舉辦；1978年3月，19世紀法國農村風景畫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辦；1978年5月，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畫展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12月，文化部發出《關於美術院校和美術創作部門使用模特兒問題的通知》；1979年3月，國家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藝術家平反，恢複名譽；1979年5月，吳冠中在《美術》雜誌發表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繪畫的形式美》；1979年8月，《連環畫報》第8期刊登連環畫《楓》；11月23日，“星星美展”在北京展出……這一切共同構成了機場壁畫誕生的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