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麗慧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研究員
就概念史而言，英文“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隨新藝術的市場化進程迅速普及，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表征，而21世紀最初十年，“當代藝術”一詞進入歐美科研機構，在製定規則和反規則之間實踐著悖論的學院化、學科化、體製化進程。進入2010年代，正是基於市場化、體製化以及數碼時代新技術的挑戰，這一“當代藝術”命名正麵臨著被拋棄的危機，其中最直接的反抗當屬“後當代藝術”（post-contemporary art）命名的提出。
本文認為，近十年來出現的“後當代藝術”理論，以行動主義藝術（activism art）和實在論唯物主義藝術（Realism Materialism Art）為兩種主要理論路徑，除此之外，泰瑞·史密斯（Terry Smith）鴻篇構建的三重“同時代性/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理論架構，又試圖對上述現存兩種“後當代藝術”加以收編。而無論這三種理論路徑在具體建構思維和模式上存在何種差異，其出發點均是對進入21世紀以來已成範式的“當代藝術”的反抗，從藝術理論上均不同於上世紀末由豪·福斯特（Hal Foster）為新前衛藝術正名的、拉康意義上作為心理創傷的《重回真實/實在》（The Return of the Real，1996），均試圖回到三者所認定的不同的“真實”（the real），或直接介入社會活動的“現實”（reality），或提出介於作為“現實主義”和傳統“唯實論”的兩種“實在論”（realism）之間的“基礎實在論”（infra-realism）[1]，或以多元架構圖繪一個多種時空和多重現實共存的、作為同時代真實現狀的全球圖景。本文即試圖厘清歐美當代藝術學界基於重回“真實”的問題意識、圍繞“後當代藝術”展開的這三種理論路徑，探討其可能性啟示及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