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曦林 中國美術館研究館員
整個現代中國，邁出了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由封建中國轉向人民共和國的步履。在這個宏大的事業中，中國畫雖係此大道中之小路，卻仍然映現著整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一切的矛盾、糾葛和變異，愈至21世紀愈趨複雜和多樣。20世紀初期，正是清朝這個龐大的封建帝國的末期。當中國的堤防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之後，文化的堤防也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戰而激起對立碰撞的火花。西方文化主導了世界各種文化，西方文化的價值觀被視為先進、科學的價值觀侵蝕著東方文明。古老的中國畫觀念在一批新興知識分子中也被視為沒落保守的文化符號而不遺餘力地進行攻擊，並進而實施與西洋繪畫融合的改革——這是個激進的開放的現代性的思潮，是文化上不甘落伍的覺醒，然而又因為缺少民族文化的自信而陷入民族虛無主義。科學與民主兩大戰旗，本應該朝封建專製開火，但宣判中醫和中國畫不科學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關於中國畫前途的論爭。當“中=古=舊=壞”與“西=今=新=好”成為簡單的公式時，中國文化便落入了西方文化中心的陷阱，但這也激發了國學派守護傳統，甚至於像黃賓虹那樣沉潛於傳統的深研。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曆史證實了文化對於國族存亡的意義，中華文明也因其根深而不朽，當然，它也畢竟朝現代演化了去。
晚清至民國時期基本上沒有統一的文化國策，但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還是激發了現實主義藝術的萌生，山水、花鳥畫家亦生變革之思。盡管市場需求是中國畫畫家生存的土壤，但有文化意識的畫家仍然致力於畫學的繼承、開放與創造，並且以自己的作品證實了傳統中國畫無論是文人畫還是工筆重彩畫仍然在自身基礎上具有推陳出新的活力，而借鑒西畫者亦在造型與色彩等不同側麵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力。事實證明了中國畫的前行並非隻有一途，它既有自己難以說清的邊界，又有多向度的變革思路。吳昌碩、齊白石等是走向現代的前驅，徐悲鴻、林風眠、高劍父等也是走向現代的拓路人。他們又共同證實了藝術史既是繼承史，也是演變史和創造史，以創造為主導，以繼承為基礎的辯證關係和這種生生不已的對立統一也已作為規律成為寶貴的財富。我們曾經有過以寫實西畫打倒文人畫的極端，也沒有必要再以文人畫去咒罵徐悲鴻和林風眠對西學的引進。從中國畫的立場而言，不在於你是否學過西畫，而在於你是否將其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