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苗 山東師範大學教授
任何好作品都有主題，無論是小品式的花鳥作品還是宏大製作的曆史畫。這也是中國審美文化生產的傳統特點之一，“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文心雕龍·用典》）。當下中國美術研究中的“主題性美術創作”，特指體現國家意識形態價值訴求的美術創作主題設定。顯然，體現這一廣義主題設定的作品非常多，但作為“主題性美術創作”文本進入學術研究視野的另一個基本特點，則是關注那些在主題設定、藝術語言和審美趣味上，要能夠引起理論批評界的一定關注和大眾傳播接受注意的作品，即其藝術表達具有主題性的傳播力效應，而不僅僅是作品構思是否“有主題”和“符合主題”。例如，1980年靳尚誼先生創作的《人體》一畫，其昭示的新審美觀、油畫語言運用引發的人文意義生產與改革開放時代特點的鮮明表征關係，在學術界、大眾關注中產生的效應無疑使其具有了鮮明的美術創作“主題性”價值。換言之，這裏談論的“主題性創作”研究對象，是在作品主題的圖像呈現（內部）和作品社會傳播效應（外部）的雙向互動中生成的成果。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畢加索的《格爾尼卡》（1937）與陳堅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2003）作為兩件具有鮮明主題性創作特征的大製作，如果互相轉換曆史時空，他們還能產生在自己語境中的主題性意義傳播強度嗎？（曆史是不能假設的，這裏隻是提出問題。）顯然，作品“主題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在特定時代語境中的意義生產與傳播效應。這一效應（外部）又是與作品的主題、內容、形象和藝術語言、手法密切相關的（內部），兩者的互動互生作為一個整體而構成作品的主題性意義生產與價值傳播。本文由此定位，展開對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美術主題性創作研究的方法論思考和對現象的階段特點與演變關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