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對現代性最早的診斷，來自波德萊爾在1863年的《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直接討論“現代性”一節中所指出的二元性：“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每個古代畫家都有一種現代性，古代留下來的大部分美麗的肖像都穿著當時的衣服，他們是完全協調的，因為服裝、發型、舉止、目光和微笑構成了全部生命力的整體。這種過渡的、短暫的、其變化如此頻繁的成分，你們沒有權利蔑視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們勢必就要跌進一種抽象的、不可確定的美的虛無之中，這種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種美一樣。”[1]
那麽，現代性就意味著有限與無限的聯係，但這個連接不可能直接進行，如同荷爾德林所言，隻有“嚴格的間接性”[2]。可是現代性審美後來的發展，似乎並沒有很好地連接起二者，反而是一直在不斷撕裂二者之間的裂隙。因為連接的中斷，現代性悲劇的停頓（“caesura”：荷爾德林式的現代性災變診斷[3]）不斷擴展，現代性不斷處於災變（catastrophe）之中，“災變的現代性”反而成為常態。無常短暫變化與永恒無限性的雙重性，及其內在聯係的斷裂，現代性的這個困厄其實有著自身的根源，因為西方的現代性在啟蒙之後，消解了西方之前的那些起著中介連接作用的主體們：從古希臘的哲人、中世紀的聖人或聖徒，到近代的君主或主權者，這一係列中介經過康德啟蒙理性的批判，導致有限與無限斷裂在荷爾德林對悲劇停頓的思考中變得尖銳起來。隨著尼采更為徹底地宣稱“上帝之死”，有限與無限之間的中介徹底斷裂，中介的打斷也造成一個中空的虛空地帶，虛無的深淵至此洞開，而且這個中空不允許被任何的中介來填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