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禮賓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超越性”和“介入性”應該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兩個指向，但在時下，相對於“介入性”各種變體的發展來講，“超越性”的缺失是亟須提醒的問題。凸顯這個問題，明確這一長期被忽視的維度，列舉它被遮蔽的原因，所造成的對諸多藝術現象的或遮蔽，或拔高，從而引起從業者和旁觀者的警覺。正本清源，給諸多藝術家尋找一個理論的棲息之地、創作的著力之點，為中國當代藝術開啟一扇長久半閉半掩、時開時合的“門”。
一、“超越性”為何被遮蔽？
1. 19世紀中葉以來，國家危亡的遭遇、對“民族國家”確立的期待、列強侵略的痛楚、藝術服務對象的明確、對“現代”的憧憬與期待，乃至強國富民的迫切感等等，均使“美術”（以及各種藝術門類）轉向“現實”，自動或者被迫的“工具化”，使“超越性”成為一個懸置的問題。
從“美術改良說”到“美術革命說”，再到徐悲鴻對於“寫實主義”的強調以及與“現代主義”的爭論，“國畫”一詞的出現以及“國畫家”的艱難探索，新興版畫運動（亦包括隨著印刷業發展而興起的漫畫創作）的如火如荼，倏然由為寺廟、陵墓服務的傳統雕塑轉為指向現實的中國現代雕塑的出現。20世紀上半葉，各個門類的視覺藝術家均有一大部分在尋找一個“路徑”——藝術介入外在現實之路徑。在如此國民慘痛遭遇之際，愛國誌士乃思自身化為槍林彈雨射向侵略者，何況藝術創作哉？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服務對象的明確、對服務意識的強調，使在改革開放之前，藝術家的“超越性”追求多被歸類為“小資情調”“風花雪月”“封建迷信”等等，並將藝術傾向與陣營相連接，此時，再談“超越性”已經不僅是一個藝術問題。80年代之後，起初對於“現代”的癡迷，此後對“後現代”的推崇，再到時下對“當代”的討論，其實都潛藏著一種時間的緊迫感，對“進化”最高層級的向往，一直潛藏於藝術家的創作之中。這既源自對平等“對話”的渴望，也源自百餘年來一直處於“學徒”地位的自卑心理。追趕超GDP增長指數的心態在藝術界並不乏見。分段論、進化論基礎上的時間模式構建了一個“咬尾蛇”怪圈，個體陷入其中，在“過去”“當下”“未來”三段之間的穿越、突圍、延續，都會陷入模式之中。個人如此，一個國家、民族何嚐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