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 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
題引
“水墨的延長線”所指涉的是一個藝術新語境，它更多麵向的是21世紀以來的藝術問題，其中一個維度是紙本水墨的方法論延長，另一個維度是水墨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在架上繪畫、裝置和新媒體藝術中的“跨媒介”傳導，“水墨的延長線”是對這條從中心出發向兩維不斷延長的學術概念。作為一個藝術現象的形象化宏觀描述，它與20世紀的水墨現場相連，20世紀的“水墨變化機製”（“變化”不同於“進化”）為此起到了“過程”的支撐作用。如果從社會“文化轉型”與藝術“界麵轉換”視角下看20世紀以來的水墨進程和跨界傳導，在近現代藝術範式的轉型視角下，有一個時段學術界特別是學院係統談水墨的問題時曾認為“中西融合”與“傳統出新”是兩個主要的方案，但是當我們麵對20世紀最後20年以來中國藝術的“現當代”轉型後的藝術界麵，特別是在當代藝術的視角和學術語境下，從20世紀到21世紀這15年（至2014年）藝術實踐“不斷變化”的內在發生機製看，與“水墨”相關的問題可能已經連線起從“近現代”到“現當代”的藝術“界麵轉換”，那麽一種在“藝術”視角下的“水墨變化機製”需要從學術的深層結構上進行縷析，這種整理的視角一方麵是水墨自身發生的方法論變化，另一方麵還需要關注水墨作為一種“文化資源”所發生的“跨媒介”吸收和輻射。如果回到一個概括性的基本描述的時間序列，100多年來，在社會文化轉型的現代進程中，“文人畫”失去了其傳統社會機製下作為畫史畫論的主導地位，從其命運的論爭到其內在價值的爭議，從“中國畫”“國畫”“新國畫”概念的相繼出現到“水墨”語詞的廣泛使用，社會轉型中的民族、國家、媒介的認同機製也在不斷促生其“藝術觀念”的嬗變，無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表現式水墨”“新文人畫”“實驗水墨”，還是21世紀後出現的以“70後”水墨為代表的被冠之以“新水墨”“新工筆”的“圖像視覺”形態的藝術現象，抑或是“當代藝術”（暫且用這個概念）係統中對“水墨”的跨文化傳導，可以看到如下景觀：作為一種媒介，“寫意”“寫實”“形式”“觀念”等不同的藝術創作的方法論在紙本層麵實現了擴展和交互；作為一種“視覺資源”和“文化觀念”，“水墨”作為“文化的質料”已通過當代藝術範式的使用實現了裝置、新媒體、架上繪畫、行為藝術的“跨媒介”吸收和初步的精神輻射。在作品的“物事實”見證下顯現的是藝術觀念的變化：“水墨的延長線”即體現在創作的方法論和“跨媒介”現象中的“傳導機製”，成為從藝術層麵理解20世紀到21世紀水墨相關問題的觀察視角，傳統社會機製下的“士夫氣質”“文人趣味”包括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藝術敘事機製在中國藝術的“現當代轉型”進程中發生了“界麵轉換”。這個界麵的轉換與全球化時代的全球與本土“關係方式”調整的新進程有關。本文所進行的問題討論，是對“水墨的延長線”進行的從策展到研究的一次學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