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資本主義陣營裏的現代主義
清末民初，黃賓虹就曾是大眾傳媒界的名筆。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新文化運動中，他身為《神州日報》和《時報·美術周刊》的專欄作者頗具影響力，發表過數百篇文章，內容涵蓋了時事政治與視覺藝術等眾多主題。對世界好奇的天性將他引向世界藝術的理想——1914年他與一位歐洲畫商合作編輯出版了Chinese Pictorial Art: E. A. Strehlneek Collection（《中華名畫：史德匿藏品影本》）。有徽商家族背景的黃賓虹，在這部中英雙語珂羅版彩印圖錄中以“中國鑒賞家”的身份首次登上國際舞台，在國際市場上界定中國藝術的位置。他充分認識到19世紀以來國內外視覺藝術的發展巨變，由此滿懷信心地展望中國藝術的新機遇，特別是繪畫，後者在20世紀20年代被重新定義為“國畫”，以區分於西畫。1919年他用自己的文體重敘了《新畫法》的譯本。那是一本西畫自學手冊，1912—1914年被陳樹人（1884—1948）由日文譯成中文。1925年前後，他繼續研習各種西畫風格，留下了一些有關歐洲繪畫的未刊筆記。1929年，他在其主編的《藝觀》雜誌上自我定位為“中國現代藝術泰鬥”[27]。
之後，黃賓虹持續關注國外的現代藝術運動，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藝術中心突然由巴黎轉到紐約這樣的奇跡。例如，刊於1947年12月15日廣州《中山日報》上的書簡，描述了他近期與歐美藝術學人的聯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近有英國蘇立文抵滬，向龐薰琹代索時人畫件，聞將著述畫評。前十年間，意大利畫家查龍來上海，屢為過從，返國後，以中國棉紙、毛筆、線條、設色，作簡逸小幅贈餘，中多與國畫近似。美國芝加哥中國論教授德裏斯珂氏，前三五年嚐連函參考。今歐美人談畫，多沾沾逸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