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崇拜在少年時代是必然的一種現象，於精神作興上或者也頗有效力的。我們回想起來都有過這一個時期，或者直到後來還是如此，心目中總有些覺得可以佩服的古人，不過各人所崇拜的對象不同，就是在一個人也會因年齡思想的變化而崇拜的對象隨以更動。如少年時崇拜常山趙子龍或紹興黃天霸，中年時可以崇拜湘鄉曾文正公，晚年就歸依了蒙古八思巴，這是很可笑的一例，不過在中國智識階級中也不是絕對沒有的事。近來有識者提倡民族英雄崇拜，以統一思想與感情，那也是很好的，隻可惜這很不容易，我說不容易，並不是說怕人家不服從，所慮的是難於去挑選出這麽一個古人來。關，嶽，我覺得不夠，這兩位的名譽我懷疑都是從說書唱戲上得來的，威勢雖大，實際上的真價值不能相副。關老爺隻是江湖好漢的義氣，欽差大臣的威靈，加上讀《春秋》的傳說與一本“覺世真經”，造成那種信仰，羅貫中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嶽爺爺是從《精忠嶽傳》裏出來的，在南宋時看朱子等的口氣並不怎麽尊重他，大約也隻和曲端差不多看待罷了。說到冤屈，曲端也何嚐不是一樣地冤，詩人曾歎息“軍中空卓曲端旗”，千載之下同為扼腕，不過他既不會寫《滿江紅》那樣的詞，又沒有人做演義，所以隻好沒落了。南宋之恢複無望殆係事實，王侃在《衡言》卷一曾雲：
胡銓小朝廷之疏置若罔聞，嶽鄂王死絕不問及，似高宗全無人心，及見其與張魏公手敕，始知當日之勢岌乎不能不和，戰則不但不能抵黃龍府，並偏安之局亦不可得。
中國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從避難回來，卻熱烈地崇拜主戰者，稱嶽飛而痛罵秦檜，稱翁同龢、劉永福而痛罵李鴻章，皆是也。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這個我很不讚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處是有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應當表示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是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麽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未免犧牲得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自然這並不是說還是出張弘範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國另外出些人才，是積極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顏習齋曾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