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雜誌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當時，西方傳入的大學製度建立起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實現“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種自由討論的風氣給予新文化運動重要的活動空間。《新青年》的主將包括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人，他們重估孔子，挑戰儒家文化合法性，又引進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各種思潮理論。例如陳獨秀的批判受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小說影響；周作人提倡經由日本新文學學習到的歐洲人道主義文學；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觀點。他們與各種反對派展開論戰。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進化論探討文學的時代性，認為現代社會必然要進行白話文的普及，廢除文言。他提出了改良的八事（原則）：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究文法，……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他的文章本身使用文言，原因是文言文經過翻譯實踐，容量加強，其實能適應當時的表達需要。而新式白話尚在萌芽，文化精英將它看作自上而下灌輸知識的工具，而非嚴肅專業的文化語言。胡適強調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是跟民族國家建設血肉相連的使命，白話因此被稱為國語。他又以西方學術框架整理傳統文學，結論多有偏頗粗劣，但是為新文學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持。胡適所說的白話，還是著重古代白話文學和口語的繼承，後來傅斯年等人又係統、全麵地提倡歐化白話，認為新語言和新思想不可切割，漢語要增強表現力，塑造新人，必須從外來語學習更多。
章太炎及弟子劉師培、黃侃等人，麵對西方現代性拔除殖民地文化傳統的衝擊，重新整理、闡釋《文心雕龍》《詩品》《文選》等著作，試圖從本土文化的自身中再造新聲。這些人的工作曾被看作複古和保守的逆流，但在今天可以有更公允的考察。文體的差異是中西方文學問題的關鍵。文體、文學的特殊與文字的特殊相關，章太炎的文體學研究從文字訓詁入手，著眼可謂深遠。嚴複、林紓這些西學先驅也都主張，引進的同時盡可能保留文化的形式本位，反對新白話取代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