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複辟一事再一次提醒知識人，要想真正實現共和，還得從根子上下功夫：改革教育，啟迪民眾。又認為發展教育的基礎在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當時陳懋治、朱文熊、黎錦熙等人在報刊上發表此類看法，並與胡玉縉、林紓等人展開爭論。各地有兩百多人來信讚成。因此，1916年，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在北京成立，以“研究本國語言，選定標準，以備教育界之采用”為宗旨。1917年國語研究會在北京開第一次大會，推舉蔡元培為正會長，張一麐為副會長。
當時讀書人鼓吹言文一致時，還主要著眼於兒童和普通百姓的教育，他們自己做文章、寫信都用文言。在言文一致上以身作則的第一人是胡適。1917年底，胡適從美國寄來一張申請入會的明信片，是用白話寫的。一時間，會員爭相效仿。不過，同年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胡適、陳獨秀、劉半農等人倡導“文學革命”，文章也還是用文言寫的。
1918年國語研究會會員增至1500多人，請願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這一年《新青年》全都是白話文章了。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從此“文學革命”與“國語統一”得以合流。1919年初，在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組織的《新潮》上，白話文、注音字母、新式標點一齊登場了。
1919年國語研究會會員增至9800多人。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會員有趙元任、蔡元培、沈兼士、黎錦暉（黎錦熙弟）、許地山、林語堂、王璞、錢玄同、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馬裕藻、黎錦熙、朱文熊、錢稻孫等一百多人，會長張一麐，副會長袁希濤、吳稚暉。
1919年4月，巴黎和會消息傳來，然後“五四”運動爆發，一時間白話小報大行其道，多達400餘種。日報副刊的舊詩文和花邊八卦變成了新文藝和國語譯著。從此“國語統一”“言文一致”成為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