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傳說他焚書坑儒，滅絕文化，但迄今沒有令人信服的史料。可以肯定的是秦政暴虐，王朝短命，流傳下的文學不多，但是從政治體製、文化秩序上為漢代做了充足準備。《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之前，是諸子思想的匯編，書中以道家出發，調和各派的思想，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的學說，對於漢代文化影響很大。
在漢代，儒家幫助建立帝國秩序，作了大量先秦上古的典籍著作的整理。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侍儒。好像有了一點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意識，但更多是相互不分。他們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列為五經，研習、模仿古人是主要的風氣。漢武帝時采取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倡議，講儒學結合神秘思想，使之更實用化。圍繞王族，服務官方的文士集團開始形成，這是中國最早的文人群體。專製政權讓文人創作從此成為中國文學主流，遺毒無盡。大一統政權也讓官方學校教育發展，京城成為文化中心，全國普及的文體出現。造紙術的發展，也是文學作品流傳變廣的原因之一。
同時，漢代又承接楚文化，解說誦讀《楚辭》的風氣很盛。誦讀的形式也加強了它對聽覺、音樂性的要求。還有記載說，漢宣帝時，王褒誦讀文章作品，為太子治病。文字誦讀的力量，修習宗教的信眾不會陌生，文字的巫術特質從來是生生不息的，漢初枚乘的《七發》賦正是對此的絕佳展示。而它在語言和體例上的進展，正式標誌著漢賦形式的成熟。賦吸收了《楚辭》和戰國散文，有鋪陳也有獻納之意，正所謂保留原始巫術形式感，精神層麵卻是專製君臣的交互。賦最能顯現漢朝的時代精神。西漢賦體作家最重要的是司馬相如和揚雄。魯迅說：“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益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漢文學史綱要》）東漢時期，賦的創作漸漸理勝於情，班固和張衡是當時的賦體大家。紀實題材的述行賦，以及靈活短小、切近個人的抒情小賦也在東漢出現。尤其是王朝末期的政治黑暗，改變著賦體的情感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