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來，餘冷尚存，擁著被子看伯格曼的《魔燈》——那個北歐電影哲人的自傳。這次是複讀，上次讀這本書還是上學的時候。電影人寫的書，安東尼奧尼那本是我的聖書，反複咀嚼了好幾遍；費裏尼那本有部分章節喜歡，不喜歡塔可夫斯基和雷諾阿——我是就敘事技術和閱讀快感而言。我對人幾乎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好奇心，我對他們的好壞也沒興趣，以好壞給人分類也未免太粗糙，最好的人也有惡因子，遇到合適的觸媒則適時發作，或是終生潛伏。人是有兼容性的。
所以像《歲月與性情》那種書打動不了我，我疑心那是技術性的抒情，布局和導向性很明顯——不過我倒是被這本書打動的人感動了——齊齊是喜歡這本書的，她有時會誤解別人的立意，可是這點誤解是她最可愛的地方：她質疑生活，然後又去結結實實地生活，她沒有那麽細膩的自憐——恰恰是她身上這種粗糙的信心打動了我。伯格曼筆下的第三任太太甘就是這種類型的女人，他寫她的文字算是禮遇了。
一本意識流結構的書，這個讓我有點警覺：相對於樸素的線性敘事，意識流往往會變成一個情節化、操作性的“濾鏡”。所幸每個時間單元都有完整的事件，也有蔓生的細節，所以看起來並不顛簸。他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這種附著於宗教組織的家庭生活，就像是聚光燈下的一個淺淺的盤子，所有的細節都會被放大。所以他們必須過那種榜樣生活，說那種義務性的對話。以至於伯格曼6歲就立誌要做個偽君子，他想這是最高效的應付圍觀的方法。伯格曼家族的標誌性表情就是那種低溫的非交流狀態，翻譯成口頭語言就是：不要碰我，不要接近我，請不要理解我，我是伯格曼，看在上帝的份兒上，離我遠點。
伯格曼的父親是個路德派牧師，常常騎單車帶伯格曼到鄉間傳道，這些後來都成為伯格曼電影中的傳記性因素。父親是個有暴力傾向的焦慮症患者，伯格曼本人亦是，兩人長期有精神層麵上的衝突，後來甚至發展到武力相對。老伯格曼臨死時，在病榻上向兒子道歉：“請原諒，我不是個好父親。”兒子毫不留情地反詰道：“什麽好父親，你根本不配做個父親。”在伯格曼看來，與其廉價地用諒解換取諒解，不如保持原生態的仇恨，至死兩人都沒有和解。仇恨，唯有仇恨，才能和被毀掉的童年達成妥協。這種傾斜的家庭結構往往容易出產暴君、極權人格者或偉大的藝術家。就破壞力的範圍而言，伯格曼有幸成為後者。父子衝突也成為伯格曼電影中通用的母題。伯格曼自己也說：“拍電影就是躍入我童年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