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存在，就像我知道伊甸園神話的存在一樣——她是一個在不同語境中被反複引述和重複的名字，她帶著她明淨的額頭、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現在唯美派畫冊裏的那種知性的鵝蛋臉，穿行於一列大不列顛知識分子軍團的信箋裏。那是一群在20世紀前30年度過了他們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維多利亞社會又試圖讓它纖細僵化的道德活躍的一代人。達爾文的進化論讓他們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殘忍的愛因斯坦更在1905年拋出相對論，這下連時間和空間都無法信任了，他們隻好轉向去精研自己的內心，對自己用盡心思。他們每天要寫大量的日記，餘時就給另外一些人寫無數的信箋。所以這個叫作布盧姆斯伯裏[1]團體裏的成員個個都是書信體大師，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為這個團體的核心成員，弗吉尼亞被喻作英格蘭百合，這個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開在唯美派畫冊裏、聖母的手邊、聖嬰的笑顏旁。百合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意味大於肉身美的花，相對於桃花的豔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簡直是禁欲味道的，弗吉尼亞本人正是如此精神至上：她醉心於朝拜藝術聖地、收集藝術品，但在生活裏，她一輩子都穿著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沒有取暖設備的“冰窖”裏工作；她視肉欲為肮髒的動物性，卻苦心收集別人對她美貌的口頭稱讚；她擇偶時從不關心對方是否有肉體美，是否有物質背景，甚至性取向如何，卻一定要足以與她的智性匹配；像波伏瓦一樣，她背離並且鄙夷上流階層的生活方式，卻從來沒有淡化過骨子裏從屬於這個圈子的精英意識；5歲的時候她給姐姐寫信，“謝謝你對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麽喜歡你香豌豆色的頭發”，後來姐姐成為畫家，她卻成了作家，審美角度的歧途，其實在早年就足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