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內，這是我第三次談起這個女人，每次的視角都在轉動，其中當然混合著我自己的成長。事實上，如果一個人能夠糅合進你的成長，那你就很難對她有個固定的態度。讓我想一想，我第一次見到她是什麽時候？應該是十三四歲吧。逃學的午後，冬天，微雨，空氣中充斥著濕答答的雨鞋氣味、書店裏騎馬釘的鐵鏽味，隻記得雨中一切都很安靜，行人穿越馬路的身姿都嚴肅許多，我懷抱著那套書，心裏充滿了安全感。很多年後，貝婁在書裏幫我析出了這種情緒流的邏輯：“看見書架上的新書，就好像看見某種充實生活的保證。”我心想，是了，這就是了。那是作家出版社的一套作家參考叢書，有米蘭·昆德拉等人，還有她，杜拉斯。記得那本書是六塊六毛五分錢，那是一個價格有耐心精確到“分”的時代，我想，杜拉斯其實與那個時代倒還合轍，這真不是可以被速讀的女人。
那本書叫《情人·痛苦》，後來被借丟了，但心裏一直惦念著，封麵是黃綠色的——剛醃的雪裏蕻，未煮開的第一澆中藥，秋日最後一茬割過的衰草，就是那個顏色。攤在我的手裏……什麽是幸福？就是掌握一本比16開略小、200頁左右的書時，那種真理在握的踏實手感。我一直覺得幸福是實感，而且是低級感覺，按豐子愷老先生的歸類法，凡與肉身直接接觸的均為低級感覺。我的幸福是：黃昏歸家時的飯菜香、嬰孩抱在懷裏的重量、一線似有似無的乳香、熟悉的煙味混合熟悉的肉體、撫摩一本舊書的手感——結論就是我的幸福比較低級。
心裏就這麽為她留白著，像為浪子等一扇回家的門，我知道它一定會回來，你說我盲信也可以，反正所有的癡情說到底，也就是心有不甘而已。當你一切在握後，所謂忠貞也不過是徹底的疲勞感嵌著怯怯的道德自律。然而我對她到底是有一點真心的——杜拉斯熱興起的那幾年，別轉頭去；在每一個提及她的聲音麵前，別轉頭去；在南大的許鈞教授組織出版杜拉斯文集的時候，別轉頭去。水深靜流，不動聲色地等待，等待所有人都路過以後，等這個名字慢慢降溫以後，等待她最終屬於我一個人的時候。直到前年，我去南京圖書館找一本關於司法解釋的書，也是別轉頭去，卻在塵封的小角落裏的一堆書裏，又看見那本書，那時的感覺是，驀然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