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每一本書的過程中，作者都會有那麽一段危機時期，有時出現在前五十頁，有時卻直到稿子快要結束時才冒出來。的確，一本書如果沒有危機，就像一個孩子沒有出過天花一樣，也許這正是問題的所在。
這本書的危機在幾分鍾前出現了，因為想在1925年撰寫論述寬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當荒謬，也因為我迄今為這部基礎研究而花費的那麽多寶貴時光和艱辛勞苦可能徒勞無益了。我很想用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和懷特的書點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丟進火爐付之一炬。
這該怎麽解釋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長久地思考一個問題，難免會出現倦怠情緒。其次，我還真有點兒擔心這類書寫出來沒有一點兒用處。最後，我怕這本書發表之後，有不寬容之人斷章取義，從本書中摘取某些表麵內容為自己的不正當利益作支撐。
可是除去上述問題（在大多數嚴肅圖書中這些問題也的確存在），這本書還有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即它的“結構”。
一本書要獲得成功，必須要有開頭和結尾。這本書倒是有個開頭，但是能漂亮地收尾嗎？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
我可以舉出許多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表麵上打著公正和正直的旗號，實際上卻是不寬容的結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寬容被抬舉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寬容，直到讀者異口同聲地大聲疾呼：“打倒專製，寬容你我！”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說不清怎樣才能達到我奮力追求的目標。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手冊向我們講述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從飯後的閑談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張函授課程廣告，不少於二百四十九個題目，學院保證學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極，而且費用很少。但是至今沒有人提出如何用四十（或四千）個課時講明白“怎麽做到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