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在改革開放之後，吸取以前不重視知識、專業的教訓，高度地強化自己的專業性，但他們又有一個嚴重的自我矛盾，既追求高度的專業性，又追求上流的生活。比如說在植物學研究方麵，中國的植物資源70%在西部，但80%的植物學家都生活在東部。西部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但那裏又離“上流社會”的生活很遠。而對老百姓來說，他們的知識有限、通道有限，沒能力施展，但有能力施展的人又不去。這就形成了一種斷離。
芸芸眾生，很多人的精神方麵很局限。詩人波德萊爾跟朋友在一個咖啡館裏，他出神地看著外麵的人，朋友問他看什麽，他說我看到累累白骨。他看到的活著的人其實跟死了的人差不多，沒有靈魂，沒有自由的思想。這也是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特別欠缺、特別需要去追尋的——能以孤獨為光榮，能在孤獨中跟曆史建立深度的對接，而不是在一個消費的表麵、流行的表麵生活。這是一個選擇問題，也是一個思想性的問題。
你有孤獨的能力，才能造福大眾。一個人不孤獨很難造福大眾。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隻能在社會現實裏跟大眾爭奪，爭奪更多的物質、更多的資源，一個人隻有在他自己獨立的選擇裏，才能為社會探索新價值，打開新通道，讓萬千生命都能獲得自己的幸福，獲得自己真正的價值。這個價值不是跟大眾對立的，它是在真正為大眾謀求更好的生活。
我很敬佩法國攝影師尤金·阿傑。19世紀，攝影還是非常奢侈的事情。阿傑隻有一個很笨重的照相機，拍照很費勁，他家裏非常窮，他把自己掙來的、為數不多的錢都投入到攝影裏，他一生隻想幹一件事，就是記錄社會。記錄的行為就暗含了崇高的價值。阿傑看到19世紀末法國的變化——欲望的釋放、社會的變遷，所以決定要為社會做記錄。福樓拜發表於1856年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寫女性麵對世界時充滿了性的欲望，故事主人公生活在法蘭西北部的小鎮，卻一切以巴黎的流行為標準，結果造成自己人生的大悲劇。阿傑看出整個社會在劇變，他要記錄它。他辛苦拍了一萬多張照片，終生隻賣出去一張。但這個人多不簡單，他是那麽執著、孤獨地去做這麽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