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假如對美洲殖民地的情況多一些了解，英國政府就能省去很多麻煩。本來，他們可以利用放債的城鎮和借債的鄉村之間存在的矛盾，以此克彼，獲得商人或農民任何一方的好感，建立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同盟。
然而，英國官員沒有這樣做，這對美洲的自由事業是件幸運的事。由此，倒使沿海和山區結為同道（至少暫時），忘記了彼此的經濟差距，而這種差距曾使揚基銀行家在農村幾乎像國王陛下欽定委任的“敲竹杠者”和“稅收員”一樣不受歡迎。
我曾在我的另一本書中說過，革命通常是按照以下模式構成的：
10%的人願意為自己的原則而獻身。
10%的人也能獻身，但並非心甘情願，因此，他們希望了解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是否必須采取劇烈的方式才能夠達到。
40%的人（他們自稱為“務實”者）抱著觀望的態度，直到他們看到哪一方必勝無疑，就會加入勝利者的隊伍。
以上這些人共占60%。其餘40%的人篤信“法律和秩序”。其結局就是，要麽他們的前鄰居舉事失敗，被他們處死；要麽他們推測失誤，自己被吊死。
也許，此章節未免有些血腥。對此，我很遺憾。但是，任何一個讀過這一時期（大西洋兩岸印刷的）文獻的人就會知道，絞刑架不僅存在於反叛者的頭腦中，而且浮現在仍忠於英國王室的人們的腦海裏。
對那些羞於提起“革命”這兩個字眼的人，以及那些議論坐在英國王位上的惡毒的日耳曼統治者閑話的人，據說在1778年的普通英國人眼裏，喬治·華盛頓簡直就是列寧，對於那些參與戰爭的人來說，這種說法可能令人更為震驚。然而，讓他們感到安慰的是，我可以坦誠地說，就革命而言，這是一場最溫文爾雅和最體麵的革命——沒有巴士底獄受到猛攻，沒有冬宮受到洗劫，沒有大批平民囚犯被處決、沒有秘密法庭負責建立恐怖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