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亞當斯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擔任過美國總統。他父親是林肯政府中聖詹姆斯法庭的法官。沒有人比他更配稱得上是美國人。
在南北戰爭結束後，亨利寫道：“從五十年代這場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人，就像蚯蚓一樣，徒勞地掙紮著想回到起點，但是卻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像沉船的殘骸一樣到處漂泊，他的世界暗淡死寂。就連從華沙和克裏科夫來的波蘭猶太人都比美國人性格熱情、精力充沛、行動自由。天知道，美國還剩下多少清教徒和愛國者？”
這種絕望無助的呼喊，對既成事實的無能為力的懊悔，從諾亞方舟的時代起就不斷在人類史冊上看見。在巴比倫、在底比斯、在匹諾斯、在大馬士革，更不用說在羅馬，都有過亨利·亞當斯式的感歎，這是人類四五千年以來文學表現的主要題材。
究竟發生了什麽？
非常簡單。一小群天賦異稟的人，利用最有利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創造了國家，並把它擴展成與他們人數不成比例的龐大帝國。他們在戰爭和探險中失去了很多人力，但卻變得很富有。他們犧牲了文明的優雅去追求物質生活的舒適，獲得了營造舒適物質的手段，卻丟失了生活的藝術。簡而言之，他們再也感覺不到能給人帶來永久動力的“靈魂的驅動”。
現在，他們是遼闊土地的主人。
他們擁有比前人曾有過的多得多的山脈、森林、河流、湖泊、礦藏、麥田和牧場。
但是，如果沒有人的勞動，沒有人去開采礦藏、耕種土地、收獲果實，河流、森林、田地和礦藏，這又有什麽價值呢？那麽誰來做這些工作呢？
拓荒者說：“我們的孩子。”
但是他們孩子中的精英戰死在葛底斯堡和安提塔姆的內戰戰場上。幸存者們，出於某種未知的原因，不能也不願從創傷中恢複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