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闡釋學
陳寅恪先生堅執中國文化本位的思想，以種族與文化的學說治史說詩，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通解曆史上的文化中國。而實現此一學術目標的主要途徑，是在充分占有和甄別史料的基礎上，對攝取來作為研究對象的古代載籍和曆史人物，進行詮解和闡釋，以重建曆史的真實麵貌和曆史人物的心理結構。在這點上所有曆史學者概莫能外。陳寅恪的貢獻，是在說詩治史的過程中，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具有現代精神的闡釋學，就中所包含的觀念與方法學的意義，足可啟示當代，並“示來者以軌則”[1]，使做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取徑有門而知其以古為新的前行之路。
陳寅恪先生的闡釋學，可約略概括為六目，即：第一，“了解之同情”：闡釋的先驗態度；第二，“釋證”“補正”“參證”：闡釋的多元途徑；第三，“既解釋文句又討論問題”：闡釋的思想向度；第四，比較闡釋和心理分析：闡釋的現代意味：第五，古典、今典雙重證發：闡釋的學問境界；第六，環境與家世信仰的熏習：闡釋的種子求證。姑名之為陳氏闡釋學，下麵請分別試論之。
“了解之同情”：闡釋的先驗態度
麵對曆史人物和古代的載籍，我們首先須假設一先驗的態度，即你準備怎樣來對待古人和古人的立說。這需要談到陳寅恪先生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他在這篇報告中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2]。這句話可以看作是他對古代作者和古代典籍的基本態度。至於為什麽以及怎樣做才稱得上對古人的學說具有“了解之同情”，他解釋說：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