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的成年女子不走上婚姻的路，他們縱有性的關係，也不受國家和輿論的承認，並且這種人數一天多一天，這當然有它的嚴重的意義，值得我們加以推敲。但在推敲以前，我們不妨先把曆史上對於女子的身份有密切關係的兩派傾向，先約略溫習一遍。這兩派傾向，一主張兩性的社會平等，一主張女子的社會服從，到現在還都在西洋人中間活動。無論在行為方麵或見解方麵，用實際道德的立場或用理論道德的立場，來追溯這兩派傾向，都是不難的。
有一個時候，學術界流行著一種見解，以為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初期裏，在父權時代確立以前，另有一個“母權”的時代，在那時代裏的女子不但不受男子的庇護，並且有極高的權力1。五十年以前，德人巴霍芬（Bachofen）便是此種見解的最有力的說客。他讀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著述以後，在小亞細亞的古呂西亞人（Lycians）中間發現了一個最可以代表的“母權”的例子，因為希氏說，呂西亞人從母受姓，也因襲母的身份，而不從父，不因襲父2。巴氏相信這一類的民族是“女子政治”的3，治權是在女子的手裏。這種見地，尤其是像巴氏的那種說法，到現在已經不能說有多麽大的力量。至於從母受姓的習慣，即所謂母係的製度，確乎在有一個時代是很普遍的。但我們很早就知道，係雖從母，一族的治權卻不一定在母親手裏，往往在各式公權的製度裏，我們可以找到母係的同時存在4。巴氏的說法雖去事實太遠，近年以來，一部分見地，卻又走了另一極端，把母係製度下女子分有應得的權利否認一個幹淨。這當然又是和事實不符的，即使沒有事實做依據，理論上似乎也大不近人情。蘇門答臘（Sumatra）的所謂“恩比拉那克”（ambilanak）式的婚姻，我們就不妨拿來當做母權製度的一派，在此種方式下的婚姻，男子住在妻子的家裏，雖不付什麽代價，地位卻是屬體的而不是主體的。古呂西亞人的實在也就是這種製度，據希羅多德的那種寫法，我們萬難斷定它有女子政治的意味5，我們卻知道，小亞細亞一帶的婦女古時候全都能享受優良的待遇和高度的權利，初不獨呂西亞的女子為然，這一點我們在基督教初期的曆史與文字裏還可以找到一些痕跡。母係的製度確乎能夠提高婦女的身份，我們在古亞拉伯的“比那”（beena）婚製裏可以找到一個更顯明更清楚的例子。在“比那”婚製之下，女子的地位和普通買賣婚姻製下的大不相同。買賣婚姻製下，女子多少有些貨物的意味，多少要受人的作踐，但在“比那”製下便不然，女子是帳幕和一切家庭財物的主人，有了財主的身份，有了不必依傍丈夫的自由與能力，她的尊嚴也就提高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