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將“哲學家”一詞與某一個特殊概念聯係起來，徒勞無功之後——由此也發現了種種矛盾的特性——終於認識到，此後的立法者原來是兩種不同的哲學家：
1.一種是要建立一類不同以往的估價（邏輯上與道德上）體係；
2.一種是此類估價的立法者。
第一種哲學家嚐試著利用當今或過去的世界，將各類事物用文字符號加以概括與壓縮。以實現讓我們學會觀察、回顧、洞悉與利用發生的所有事件的目的——其為人類服務的宗旨是：讓過去服務於未來。
而第二種哲學家則作為發號施令者存在。他們說道：“事情本應該如此。”隻有他們才能確定“目標”與“方向”，規定什麽有益於人，什麽無益於人；他們享有科學者的試驗成就，在他們眼中，所有知識隻不過是用於創造的手段而已。而這種哲學家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實際上，他們處於極其危險的環境裏，處處危機。他們經常閉上眼睛自我欺騙，不願去看那一絲將他們同深淵（即徹底毀滅）隔開的縫隙。比如柏拉圖，他就堅信自己想象的“善”並不是柏拉圖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如同一個名叫柏拉圖的人偶然撿到的永恒的珍寶！宗教創辦者的思維，就是這樣被一種盲目意誌用更為笨拙的方式控製著。在他們的耳朵裏，千萬不要他們口中的“你應”聽作“我要”——僅僅因為那是上帝的命令，他們才能勇敢地完成使命；隻有他們把對上帝的觀念當作“靈感”時，才不至於變成一項壓垮自己良心的重荷。
如果柏拉圖與穆罕默德這兩顆寬心藥失效，“上帝”或者“永恒價值”這一類的玩意兒也就不會再被哪個思想家拿來安慰內心了；而價值立法者則會重新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可怕要求。現如今，那些上帝的選民們——他們麵前已經現出這種朦朧的責任——試圖看看自己能否采用“及時”躲避的方式逃脫責任，就像自己逃過劫數那樣。比如他們會假裝自己已經完成了使命；會直接說完不成；會說任務實在太艱巨了；會說自己接受了其他更合適的任務；會說這種新形式的沒有盡頭的責任就等於誘騙。這種逃避所有責任的行為是腦子混亂的、病態的。實際上，很多人已經達到了逃脫責任的目的。這些逃兵的姓名與他們醜惡良心的斑斑劣跡，留在了曆史的各個角落。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得以解脫，即十分熟悉的地步。到了那一刻，他們原本“不想做”的事，也不得不做了；先前他們還望而生畏的事物立刻變得如同蘋果落地般地唾手可得，就像老天的賞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