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離開人世，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他在八十歲那年的日記中表明心跡，說“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但他這理想未能實現。他留下了大量著作與譯作，留下了許多照片。他“活”在文學史上，“活”在當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現在是“活”在這套叢書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謂超然、冷靜。他中年之後的每一張照片，幾乎都在展示那種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靜。周作人認為自己是和尚轉世，在《五十自壽詩》中稱“前世出家今在家”。光頭，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靜，是可以用其作品來印證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說古道今、回憶往事的散文，談茶、談酒、談點心、談野菜、談風雨的散文。也就是本叢書中《我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憐的人間》《日常生活頌歌》這三本散文集收錄的作品。本質上，周作人的超然與冷靜，與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關。這種日常性，亦可稱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這裏，“日常”是一種價值，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書寫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藝術”，主張“平民文學”，獲得了“自己的園地”。
年輕時代的周作人，也曾是憂國憂民、放眼世界的熱血青年。五四時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設，倡導新村運動，參與發起了文學研究會。周作人獲得超然、冷靜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後。確切地說是在1920年代中後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寫給魯迅的絕交信中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觀開始改變。1925年元旦寫短文《元旦試筆》，聲稱“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少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頗大。1926年經曆了“三一八慘案”的衝擊，1928、1929年間寫《閉戶讀書論》《啞吧禮讚》《麻醉禮讚》等文，於是進入“苦雨齋”，喝“苦茶”並且“苦住”，最終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價值觀。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槍擊，在內外交困之中出任偽職。所幸，日本戰敗，晚年周作人在社會的邊緣向日常性回歸。《老虎橋雜詩》中的作品，就體現了這種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