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賈平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四部長篇小說《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很少不遭遇神秘。有關再生人、鬼戲、神秘的預言性人物、卜卦、測字、氣功、靈異、自然預兆的描寫會不期然地進入我們的閱讀視野。這些神秘的東西，有些是早已融入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習俗的神秘現象，有些則是賈平凹自己所創構的神秘情景，具有隱喻和象征意義，它們共同作用，給小說增添了幽玄、恍惚的色彩。另外，賈平凹力圖在小說中創造一個自我的意象世界，“在熟悉的生活上虛構我的人物和故事”[1]，虛構一個“第二自然”，著意於“形而上”的“整體的意象”[2]創構。到創作《高老莊》時，他的這種用心更為強烈，他的初衷是要在這部長篇中“極力張揚我的意象”[3]，希望讀者在作品渾然、淋漓的元氣中讀出作品“虛”的一麵。這是他的美好願望，也是他的藝術追求。但我們在閱讀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四部長篇小說時，又很難不對這些花費了他巨大心思的作品作現實主義的解讀。由於這幾部小說整體上對現實做了富有生活實感的表現，局部的神秘並未能把作品引向魔幻，對“形而上”的“虛”的追求亦未能把作品導向幽玄。它們的基本品格仍是現實主義的，正是作品具備的這種現實主義品格影響著我們的解讀。
這四部小說的基本筆法是寫實的，但又不是經典現實主義的寫實。對此賈平凹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藝術應該使“形而上”與“形而下”融合，而“形而上”存在於故事的渾然中，在如一脈山一樣的囫圇中顯現出一種氣象，一種“勢”。他注重“形而上”的氣象，又認為“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是作文章的基礎”，在具體的“著墨處，力盡形而下描寫”[4]，“盡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5]。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在創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四部長篇時運筆異常沉著、守得住，盡量保持平靜從容的創作心態，落筆於日常生活的細處和人情的實處，通篇不離世事、人情。小說的視點不斷隨人物轉換，景物、風俗、場麵都從人物的感受中去寫，不做客觀精細的鋪陳。人物的心理意識也不無限延伸，而是止於正常人情範圍。對話簡短，切合人物氣質、口吻、聲氣、身份，逼真中見出人情，同時推進情節發展。場麵的調度從容自如、徐疾有度。在此基礎上對人情酬答、送往迎來、穿衣吃飯的生活瑣事作了細致而又有節製的白描。因此這四部長篇，無論是人物、場景，自然、風俗、世情的表現都非常鮮活、具體，有撲麵而來的煙火氣和人間氣息，給讀者造成一種強烈的生活日常感。這樣一種貼近生活的寫實做派極易把讀者對作品的感受引向對作品所表現的現實生活內容的關注，並直接與當下的現實生活對應。這樣的寫法實在是參透了中國古典世情小說的精髓，得了它們的神韻，而“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是作文章的基礎”，亦是悟到古典世情小說三昧的真言。這樣賈平凹就能留心於人情世故，對人情世事作精細揣摩、品味，深入到我們過分稔熟而又絲毫不覺的生活細處、實處，並在寫作中自然地把湧動無序的生活實感引逗出來，黏滯於人情，不浮泛，使日常生活在其筆下煥發出生動的情趣。這當然也得力於他極純熟地運用古白話、現今俗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