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李敬澤的寫作，日益流淌其對知識的驚人吞吐和天性中的不羈不拘，使得他的近作在文體上表現出跨界、“逾矩”的鮮明特征，呈現出了“萬花筒”“招魂者”“一本書裏跳舞和生活”的麵貌，往往一個篇章中就交織著“博物、知識、考辨、對話、誤讀和他者的眼光”（楊慶祥語）等多重內容。麵對其近作顯而易見的博雜表述，也許更應該追問的是：在其雜陳交錯的寫作背後，是否有一種整體性的思考在統合著？如果有，這種整體性的思考又是怎樣的？他通過對哪些問題的思考獲得這一整體性認知？他的總體性思考又如何建構其創作的整體麵貌？本文將以李敬澤《青鳥故事集》《會飲記》及《詠而歸》為依據，圍繞以上的問題展開討論。
中國社會業已發生深刻轉型，社會成員的思想分歧有所加大。對一個時代的寫作者而言，如果沒有既有的精神共同體及其背後的整體性、全局性思想意識圖式的支持，他們會迷失在眾語喧嘩的熱鬧和紛繁雜亂的世相裏，失去宏觀、完整地把握這個世界的自信，隻好選擇從小處、個體、身邊的局部，去理解和表達這個世界，也讓這個時代的文學，丟掉了“宏大敘事”的能力。
李敬澤顯然對整體性、共識性精神缺失的時代境況，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他最近出版的幾本作品集《青鳥故事集》《會飲記》《詠而歸》裏，他一直在強調“總體性”，“總體性”也成為其上述三部作品極具分量的關鍵詞。在和李蔚超的一次對話中，李敬澤坦然承認，“我們上次曾談過曆史意識問題、總體性問題，我認為文學一定要向著總體性敞開、向大曆史敞開、向中國1840年以來的現代進程敞開、向文明的未來命運敞開。一些朋友一談這個總體性就花容失色，但同時，他們一直致力建構一個文學自身的總體性，搞出它自身的一小套宏大敘事”[26]。在理論上，他表達堅定、清晰，在創作實踐中，他更是不遺餘力堅持這點。在《會飲記》的《機場》中，李敬澤數次提到對“總體性”的理解，他先是借討論盧卡契和布洛赫，說出自己的想法：“沒有了對整體或總體的想象和信念，未來從何說起，希望從何而來？”[27]隨後借《溪山行旅圖》，說出內心的判斷：“這裏是有總體性的，是一種壯闊的聯係，一種隱秘的結構，一種人世間默運的大力，它把蔣介石逐到了海的對岸，他還順便帶走了《溪山行旅圖》”[28]。緊接著，在討論人工智能的話題時，他再一次隱秘但堅定地強調：“問題不在於詩人、小說家或學者是否會失業，問題在於，我們竟如此願意想象這樣的未來，這是一種久違的感覺，那是必將來臨的、很可能無法抗拒的總體性，隻不過，在這個總體裏沒有我們的位置，沒有主體的總體性”[29]。最後，在討論書法和日常生活脫節的時候，他堅定地強調，“這是另一種總體性危機”[30]。在短短篇幅內，他從古今中外、曆史和現實等多重維度，透視了“總體性”這一概念在不同語境中所顯示的本質性特征，凸顯了他對個人化敘事泛濫所致的對宏大敘事漠視的當下語境中，創作實踐在作品或文體探索上日漸孱弱的擔憂，並表達了他對“總體性”想象，及信念對時代精神支撐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從李敬澤的以上思考也可以看出，他一方麵深刻地認識到“總體性”的觀察和思考對這個時代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麵他也清醒地意識到，既有的、已經步入黃昏、不再被信賴的那一套“總體性”，實際上已經產生了危機，因為這種“總體性”是“沒有主體的總體性”。為什麽中國目前這一套“總體性”的精神、思想資源和知識圖譜是“沒有主體”的呢？這一套主體性缺失的“總體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當下又該如何建立一整套屬於我們自己的“總體性”呢？李敬澤在以上三部作品裏給出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