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另類”是一個極時尚的詞匯。文壇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衛慧、棉棉更是以“另類”的姿態招搖。她們及其作品中人物儼然成為“另類”生活的形象代表。但是在時隔不遠的幾年前，“另類”似乎是指朱文他們。把這兩代“另類”比較是自然的事，隻要我們對他們的作品有一個直感，就可以發現棉棉、衛慧的創作雖然風頭強勁，表現了當時最前衛、最新潮一代的最新生活經驗，但文學品格並不具有多少先鋒性，他們寫出的不過是每個時代都有而又隨時代不同有所差別的青年人無所顧忌的青春狀態。在這種為所欲為的青春狀態的抒寫背後，沒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品質作為支撐，不具備實質的精神內容，因此衛慧們是無所持守的，也無力把持自己，最終像他們筆下的人物一樣走向行為的失控。與衛慧、棉棉們想要引導時尚和媒體、又最終為其所製不同，朱文的寫作卻與時尚生活和現存的社會秩序自動離棄，不與已失去聚合能力的主流話語相認同，表現出獨立意識和自由創造的精神向度。在這個傳統中心意義體係解體、大多數作家熱衷於對生活經驗直接描寫且無所用心的年代，其意義也正在日漸地顯山露水。
一、被延擱的“性”——一種被掩抑的現實
大學生一直被描述為天之驕子，文學作品中的他們，大多富有理想，單純明朗，**洋溢，充滿朝氣和活力，代表著一個時代最新的知識形式和最新思想觀念。張承誌的《北方的河》裏，大學生儼然是新的、正麵的、向上的時代精神的代表。相對於加諸大學生及大學校園的美麗光環，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有重寫校園史的意味。不過那絕對不是帶著浪漫幻想對大學生活的歌詠或吟唱。正像陳曉明所言，這篇小說是以“性”為支點，用放縱而惡作劇似的戲謔筆法，撕破了“性”，毫不遮掩地寫在大學生身體內蠢動不寧的青春情欲[51]。這篇小說朱文沒有像鬱達夫那樣把筆觸伸進人物的意識深處，**內心奔突的性心理。他放棄了緊張的內心獨白，而讓人物在力比多的驅使下作近乎怪誕的表演。這群工科大學的大學生為青春期發作的性欲望燒灼得焦躁不安，他們不像《沉淪》中的主人公耽溺於性幻想，並且在性苦悶中不能自拔。他們去行動，於是就有像野狗一樣各自覓食的單獨行動，也有組織遊行、集體寫詩、辦詩刊以指望吸引女孩子的集體行為。性成為他們生活的軸心，他們的生活就圍繞抵達這個中心而旋轉，尋求性的釋放成為他們生活的根本內容。這群被褪去理想色彩的大學生，既失去劉索拉的“大學才子”們那浪漫騎士般的狂傲和反叛，更沒有張承誌的“研究生”那種英雄主義的理想和氣概。就像朱文在小說中再三咒罵的那樣，那是一群“雜種”，從來就沒有過精神上的高遠追求，生理的需求完全占據了他們的意識，他們最終回到了自己的身體，聽從本能的役使，為本能的需求費盡心機，甚至不惜作奸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