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生果”[1]
眾所周知，人類文明傳遞有兩個最主要的場所：圖書館和課堂。
少年時最迷戀的所在是圖書館，最向往的地方是課堂，這種向往和愛好一直延續到今天，可以說初衷不改。
所以，在記憶的熒屏中，最清晰的人物是為我講過課的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最深刻的就是被老師講得妙趣橫生的課文。
而今，歲月嬗遞，馬齒漸增，我忘了近年的、眼前的許多事，卻忘不了在小學、中學學習的那些年月。
我青少年時代的正式學曆是初中畢業。在以往麵對媒體的采訪時，我無數次地說過“我的大學”“在人間”。
為什麽是這樣？說來話長，那就長話短說。我想說的是：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學習的有限時光，在我的人生經曆中，是最能教我常常追憶的美好歲月。初中三年，我深深銘記著所有給我授過課的老師，可謂師恩難忘。在後來成為作家的年月裏，我曾以不少篇章寫到了我的這些可敬可愛的老師們。
從小學識字起，我便熱愛閱讀，可在我們那個山頭海角的偏遠小鎮，見到的書非常有限，於是我“貪婪”得“連一片有字的紙頭都不放過”；上了初中，我對語文課的熱愛有增無減。連續三年我都是語文課代表，參加了好幾個課外興趣小組，最為熱情投入的就是語文興趣小組；除此之外，我還當著學校黑板報的通訊員兼編輯。三年中，最教我興奮的事，就是寫作的“尖角初露”：初二第一學期那年我13歲，在剛創辦的縣級報紙——《玉環報》上發表了一篇小小說：《小風波》。（發表時，編輯添了“夫妻間的”四字）這一下轟動了全校，而“風波”二字，雖說與當時我們閱讀的語文課本中的魯迅小說《風波》斷斷不可同日而語，但作品那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說就像“隨風潛入夜”的春雨那樣滲入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