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這個話語裏，康熙在前，乾隆在後，不過後者比前者更有說頭。在乾隆治下，清帝國麵積無與倫比的大，版圖超過漢朝和唐朝，僅次於13世紀的蒙古帝國。帝國周邊有幾十個國家承認大清國對他們有宗主權。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強的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強悍之處是在經濟上。康熙朝留給雍正朝的庫存現銀隻有八百萬兩，而乾隆朝留給嘉慶朝的則有七千萬兩，是前者的近十倍，同時還有近3億子民，遠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兩千五百多萬人口。雖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帝國版圖擴大所導致的，兩者不具備統計學上的比較意義，但毫無疑問，乾隆時期的大清是一個大國。
但盛世有榮耀，也有惆悵。因為曆史上的乾隆實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既以道治國，也以術治國；既以養心治國，也以誅心治國；他處理皇族、政敵等曆史遺留問題時所采取的剛柔並濟手段已經初露崢嶸，而其對文字以及文字背後站著的文人大開殺戒，則是其執政思維的延續。乾隆盛世，如果我們要以一個關鍵詞來概括，或許會是“文明的消長”一語。真可謂盛也“文明”，衰也“文明”了。
今天看來，乾隆興起的文字獄，在清朝曆代中是為數最多的。這是盛世的陰影和汙點。在文明的旗幟背後，躺下的不僅是一具具書的屍體，還有一具具人的屍體。文人的屍體。文人手無縛雞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鋒利，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讓思想的異數蔓延泛濫。當文明以衝突的形態而不是和諧共處的形態存在時，暴力就成了最後的裁決者——皇帝乾隆出手了。
不過更深層次的悲劇還在於，乾隆將暴力擴大化了。對詩文吹毛求疵，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上綱上線，人為地製造文明偽衝突，將暴力指向任何一個並無思想異數的文字工作者，這事實上已構成了一種災難，針對普通人的災難。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