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帝國自有一個帝國的儀式感。對於康乾盛世來說，木蘭秋獮與東巡謁陵是兩項重大的儀式活動。它們如儀舉行，浩浩****，在國家層麵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體魄。事實上這也是一個王朝活力與自我激勵的象征。木蘭秋獮追懷一個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無畏精神，而東巡謁陵展示的則是滿族的祖宗榮譽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認同。作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這兩項活動的。
先說“木蘭秋獮”。康熙二十年，“木蘭秋獮”作為一項政治製度被固定下來，形成代代相承的國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體力行，乾隆帝也對秋獮大典重視有加，自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秋獮次數竟達四十次之多！
毫無疑問，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練，也是帝國精氣神旺盛的重要指征。但是盛世的榮耀往往是衰世的尷尬。嘉慶皇帝畫虎類貓，氣喘籲籲，在祖宗留下的國之大典上經常力不從心，洋相盡出，無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慶在位二十五年，舉行“木蘭秋獮”十一次，即嘉慶七年（1802年）、嘉慶十一年（180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十五年（1810年）、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十七年（1812年）、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次數不可謂不多，但幾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濘艱難，首鼠兩端，就像這個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樣，跌跌撞撞，險象環生，令人唏噓不已。
嘉慶七年（1802年）是嘉慶帝第一次正式舉行秋獮大典的年頭。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終卻隻擁有一個傷感的結果。因為在永安莽喀行圍過程中嘉慶皇帝發現，野獸稀少，特別是“鹿隻甚少”，以至於無法行圍。事實上這不是生態問題而是管理問題。管理圍場的大臣慶傑、阿爾塔錫等人由於長期玩忽職守，允許人馬車輛隨意出入，以致圍內野獸稀少。第一次秋獮的流產似乎是嘉慶王朝不祥的開篇，嘉慶皇帝很難想象在康乾盛世會有此類事件發生。因為從表麵上看，野獸稀少是個小問題，其實質卻是王朝精氣神的流失——這個王朝不諳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擻精神時卻再找不到可以擒獲的獵物。沒有了獵物的獵人還是獵人嗎？嘉慶帝不敢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