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個人的悲劇與一個帝國的悲劇，究竟有多大的內在聯係呢？嘉慶五年（1800年），翰林院編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實錄》第一卷的編修工作後順手寫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論，托人轉交到嘉慶帝手裏。其時，嘉慶帝正“詔求直言，廣開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這一回，嘉慶帝沒能容下來，因為洪亮吉指責他“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熒惑聖聽”，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遲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為這句話付出的代價是充軍伊犁。後雖然赦歸故裏，卻仍遭終身軟禁，直到63歲時死在家裏。

對洪亮吉來說，他的遭遇當然是一個悲劇，可是對嘉慶王朝而言，同樣是悲劇。自洪亮吉事件後，帝國再無言路，這個封閉的國家自此沒有了來自民間的聲音和智慧，也沒有了發散性的思維和思辨質疑精神。這是帝國窒息時代的開始。毫無疑問，這樣的窒息是致命的。

因為在洪亮吉身上，其實就有一副拯救帝國的良方。作為通才，洪亮吉不僅在史學、地理學、經學、音韻學等方麵多有造詣，同時在人口理論學上也有洞見。他在《意言》一書的《治平篇》與《生計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脹的隱患，這樣的洞見比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提出的類似觀點還早5年，可以說《意言》一書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論專著——200多年前，作為一個有著先覺意識和危機意識的政府官員，洪亮吉的出現實在是嘉慶王朝之福，但最終，這個王朝帶給他的卻是禍，帶給自己的也是禍。

帝國，在最需要拯救的時刻，推開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兩組數據：乾隆三十一年，歲入白銀4858萬兩，嘉慶十七年，歲入白銀4013萬兩，嘉慶朝比乾隆朝的歲入少了800萬兩；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國人口是兩億左右，嘉慶十七年的全國人口是3.5億以上，至少增加了1.5億（見《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歲入和人口一減一加，凸顯了嘉慶朝的人口壓力和財政壓力。這兩個壓力的疊加事實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脹隱患，但是嘉慶卻對《意言》一書漠然視之，對帝國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也無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