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鎮，大多遠離戰火，但戰火，往往不請自來。水鄉與戰火，最柔弱遭遇最粗魯，有時候成就的是“風骨”一詞。
碧湖是有風骨的。就像水稻可以彎腰，但那是因為果實的沉甸甸，而不是因為媚骨。這也是稻作文明釀就的正直品格。從市井到風骨，這是一個古鎮的氣象或者說格局。元末明初，碧湖高溪村人葉琛作為浙東四君子之一，寧死不降，成就的不僅是一塊平原的風骨，也是人文的風骨。
闕麟書（1879年—1915年）也是碧湖鎮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加入處州雙龍會、光複會、同盟會，策動反清起義。光緒三十二年東渡日本，三十三年初應秋瑾之約回國，參加起義。宣統元年（1909年）冬發動溫、處會黨武裝起事並遭捕入獄。民國2年（1913年）3月至南京，受宋教仁薦推為同盟會浙江支部代表。次年進行反袁活動，民國4年（1915年）4月2日在上海霞飛路遭袁世凱黨徒伏擊，重傷身亡。一個碧湖人的腳步，走在時代嬗變的關鍵節點上，每一步都感受到大地的脈動，每一步都有曆史的前瞻性和預見性，所以孫中山聞訊唁電稱“劬勞未報，鬆柏先摧”，表達惋惜和崇敬之情。闕麟書的遺體後歸葬碧湖三峰村，他是碧湖之子，呈現的是仁人誌士的風骨。
抗戰開始之後，小小的碧湖古鎮當時沒有想到，戰火會讓它挺身而出，承擔民族的苦難，也承擔它義不容辭的責任。浙江省國民政府南遷，碧湖古鎮不僅承載了一部分辦公機構，也用它的稻米養育了一千多名難童——杭州淪陷，為了解決淪陷區流散在各地的難童寄托問題，設在碧湖的“浙江省第一兒童保育院”撫養流散難童近千人。如果我們現在重新審視當時保育院收容兒童的規定，或許能發現碧湖古鎮承載的其實是一個民族未來複興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