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是怎樣的一個年頭呢？
這一年，阿爾卑斯山發生雪崩；韓寒獲得了新概念作文一等獎；騰訊公司即時通信服務開通。世界正在日新月異。這一年也是崔健首唱《一無所有》過去的第13個年頭；而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還要8年之後才到來。
這一年，是我邂逅西湖的日子。
或許不能叫邂逅，應該叫與西湖兩兩相對的日子。彼時，我從西安逃出，在試水廣州《新周刊》雜誌未果後，最終落腳在杭州一家雜誌社，做編輯部主任。雜誌社辦公的場所在平海路，往南走兩步就是西湖；我租住的地方在赤山埠，旁邊就是太子灣公園，再往北便是淨寺、清波門。每天坐公交車沿南山路去平海路上班，西湖是繞不過去的所在。
現在想來，風景其實與人的心境息息相關。作為一個流浪文人，彼時的西湖在我眼中不是風景，就是一個挺大的湖吧。雖說我與西湖兩兩相對，卻沒有相看兩不厭之感。就像電影院裏陌生的鄰座，注定不會發生什麽故事，散場時間一到，必然分開。就像我漂泊過的那麽多城市，最終都相忘於江湖了。偶有念想，卻不至於刻骨銘心。
直到那個春天，我踏上了蘇堤。
踏上蘇堤之前，我以為自己隻是百無聊賴之際的踏青。置身於杭州這個鳥語花香之城，我覺得蘇堤也隻是成功人士蘇軾在仕途通達之時的得意之作。它的關鍵詞注定是錦上添花、花好月圓之類的，所謂名人的溢出效應，注定與懷才不遇無關。而那年30歲的我，卻常常在春天裏有懷才不遇之感。所以我踏上蘇堤，不是來和大名鼎鼎的蘇軾尋找通感的，僅僅隻是因為百無聊賴。
但是這條長堤還是震撼了我。不是因為它的美，也不是因為它的知名度，而是因為蘇軾建堤之時的人生況味。據我所知，元祐五年（1090年），蘇軾上《乞開杭州西湖狀》於宋哲宗時，離那場著名的“烏台詩案”已經過去了11年。“烏台詩案”發生在元豐二年（1079年），剛剛調任湖州知州的蘇軾四十三歲，本已過了四十不惑的年紀，但他偏偏還是惑了。由於給皇帝寫的《湖州謝表》裏有“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牢騷話，新黨攻擊他是“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才上任三個月，他就被禦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此後，在坐牢103天後，蘇軾又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達數年之久。但是這個個性文人還是動輒得咎，1085年，宋哲宗即位，蘇軾對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蘇軾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隻得自求外調到杭州去做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