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郵路
公元前139年，是建元二年，以中國傳統紀年法幹支紀年應稱之為壬寅年。這一年，在遙遠的古希臘，“方位天文學之父”喜帕恰斯精確地計算出了朔望月的一種時間。而在中國，漢武帝年滿18歲了，新政力度正逐步加大，欲廢黃老而重儒學，卻因為竇太後反對，改革半途夭折。
25歲的見習文官張騫在這一年受漢武帝派遣，雄心勃勃地帶著一百多個隨從，開始了出使西域的努力，他的使命是聯絡大月支，與大漢朝共同抗擊匈奴。張騫一行從隴西出發，很快進入了河西走廊……這個誌存高遠的年輕人當時不知道，他腳下踉踉蹌蹌丈量的不僅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同時也與“郵驛”這個關鍵詞密不可分。
兩千年來，絲路和驛站就這樣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絲路因驛站而增加活力，驛站也因此馱起了一個民族或者說國家溝通天下的雄心與欲望。
“絲綢之路”形成後，大漢王朝斷斷續續做了一項工作，叫“設兩關，列四郡”。所謂“設兩關”是在河西走廊盡端設立玉門關與陽關，兩關以西稱之為西域；“列四郡”是相繼設立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大漢王朝如此係統布局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完善西域的通信交通網絡。《後漢書·西域傳》說：“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具體而言，指的就是漢朝舉傾國之力營造絲路東段長達4000餘公裏的郵路。
郵路迢迢，堪比國脈。它責無旁貸地串聯起了兩千年的中外交流史——郵驛因絲路而通達印度、中亞、波斯等地，使得古代中國、印度、希臘三種偉大文明得以交融。而迢迢驛路在千百年的時光中也見證了一個個朝代的興衰浮沉。敦煌，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關口。各種公文、書信，曾經在絲路沿線“五裏一亭，十裏一障”的驛道上急急傳送。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還有角上插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的“加急”快件，驛騎們必須快馬加鞭，急速進行傳遞。由此，信息流在遙遠的絲路上，便有了最初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