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
妻侄諸陽伯複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複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複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1]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以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2]者也。”
釋讀：養心窮理 知行合一
這封家書雖篇幅不長，卻把王陽明心學的理論體係和盤托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既一脈相承，又相互發明。妻侄諸陽伯向陽明提出的問題是：“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致良知雖簡易直接，但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是無窮的，真的隻要我致良知就可以窮盡天下之理嗎？除了致良知，有沒有繼續向外求的理？陽明的接引辦法是先反問：“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心即理，即闡明了天下沒有心外之性、性外之理、理外之心，心、性、理本就是一。心即理，把這個理（心）用在親情上就是孝，用於君臣之事就是忠，用於朋友之間就是信。盡管外部的事千變萬化，乃至無窮，但都是發自我這一顆心。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也就是這個意思。作為心學整個體係而言，心即理之“理”主要是天理。此心無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頭添一分。王陽明說：“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人情事變都由心而發，萬法歸心，強化內心的自律精神才是根本。心學要的是萬物一體之仁，心即理的哲學理據是萬物一體之宇宙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