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汙，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
當然真能“高明”起來，體驗到“洞見全體”的透快，那快樂跟“聖靈附體”差不多，徐愛自言：“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驚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患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頓開。”
他在龍場教學生時還開示《教條》，“以四事相規：一曰立誌，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後來便“隨地指示良知”了，因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認為：“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隨地指示”也是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執一之病。“隨地指示”是單兵教練，短兵相接，親口傳授，學生請他著書以傳之久遠，他卻認為“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予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這種教育方法要求導師必須達到辨通無礙的化境，作為“直下承當”“直造聖域”的活樣板出現在任何場合，能夠現場發揮，解釋任何問題，輔導出學生真切的體驗。“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
盡管王陽明也借用教材（錢德洪說：“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大學》《中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但對於任何經書，他都要求學生“曉得”而不必“記得”，怕“記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體”。他說：“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我在龍場時，與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講知行之說，他們欣欣相向。及返回內地與士大夫講說，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讀書的人，更容易與他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