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中“遠翁”其人其事見題注，而隨後所說“吳子健蒞任為速，或無須更請兼署”，吳子健是吳元炳（字子健），他由湖南布政使任擢升湖北巡撫，接替郭柏蔭。湖南、湖北相鄰，交通也較方便，這樣新撫可很快到任，所以李鴻章估計也就用不著再另委兼署人員了。所謂“鄂闈題紙誤刊”事也見題注，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比較擔心此事影響到哥哥，而有“正鬧科場案，終恐告發，早退為宜”的勸告。也許，與他這時受“北闈風波頗譎”的刺激有關。所謂“北闈風波”，指發生於前一年順天鄉試的案件。是因為有中式舉人試卷上的差錯（誤將《公羊》書名拆斷之類），被嚴格複查的官員檢出，奏報朝廷，本按慣例問責，但由於吏部主官的堅持，最終不但將涉事新中舉人革除，而且相關考官也受到比通常嚴厲的降級處分。信中所說“舉人原不革”，“皆故從刻論”，當是鑒於新中舉人即使被複查出試卷有錯，或可罰暫停會試，通常也不取消舉人資格。而此番革除，認為是有意“從刻”了。所述及的“小蘧”“全、潘”諸公，分別是指胡家玉（字小蘧）、全慶、潘祖蔭，他們都在被從嚴處分的考官之列。要說，朝廷對“闈案”（科考案）一貫比較重視，處置也是比較嚴厲的，像鹹豐戊午順天科場案，身為大學士的柏葰就為此掉了腦袋。當然，不管大小“闈案”，通常多不單純，往往背後牽涉複雜的人事恩怨和借案爭逐，李鴻章所說的這次北闈風波也是如此。
信中所說“去冬新政”關涉的“園工”，是指同治帝“親政”之後，借盡“孝道”之名為太後擬修頤養園所，計劃大興土木的事情。隨後說到的“外謫桂侍郎清”，是指原戶部右侍郎桂清改職盛京，還舉及其他的人事問題之例，將這種所認為不合理的事情，歸結到“由於主上仁厚而少曆練，專任王大臣數人而不旁稽眾論”，說是希望此後“開張聖聽，精求事理”，這樣朝政舉措上或許能少些錯誤。但又想到心目中的“正人”大學士文祥病得厲害，隻因恭親王奕的挽留，暫還在職，而不可能長久支撐，他若一退，“則朝事更難問矣”。李鴻章自己這時也在“相國”之位，不但越來越受到皇帝信任，而且在臣工中也得“責望愈眾”，不斷有投書力請他“諫諍”（向朝廷直言勸諫）的，但他斟酌自己身份，還是“婉謝”而已。表示要效法老師曾國藩晚年的自處之道，所謂“既與國家同休戚，亦以時事為浮沉”，這樣兩相兼顧，可見是要在不失“公忠”的同時也帶些“圓滑”。又表示對“舊部淮軍分布各省，難遽遣撤”情況的擔心，有“如芒在背”之言，說是“若能撤盡還朝，或居官回裏，亦身心俱泰耳”。也許這真是李鴻章觸景生情之下一時的真實心理，但若真讓他無軍無權，鄉裏頤養，他耐得住嗎？不急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