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這封信，最主要的內容是就中日《北京專條》議訂和海防討論發議的。
同治十年（1871年）冬，有琉球船民遭風漂流至台灣，部分被當地高山族民眾殺害。兩年多之後，日本以此為借口，公然發兵侵犯台灣，當地民眾進行抗擊，清政府也調兵布防。日本轉而進行外交訛詐，信中說到的大久保（即大久保利通）和柳原（即柳原前光），就是日本派來交涉的使者。談判和簽約在北京進行，清朝是由總理衙門一班大臣出場。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扮演“居間調停”的角色，實際起著幫日本訛詐中國的惡劣作用。所成約款的主要內容是：清方承認日本此次所辦是“保民義舉”；計賠付日本50萬銀兩（撫恤銀和日兵在台期間的建設費用）；清方約束“生番”，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日本在前與中國訂立起碼文本上基本平等的《中日修好條規》（前邊述及）後，偌短時間裏就公然依恃武力進行勒索。這個昔日為“天朝上國”看不起的“蕞爾小邦”，正在步西方列強後塵，並且由於地理因素，成為中國最鄰近的且會愈發危險的敵國。
這種情勢，在此次議定條約過程中就亮出了明顯的信號。而李鴻章，他是比較敏銳地有所覺察的，並且從議約之局中看到了清方官員的軟弱和低能（盡管從李鴻章以後辦理外交的實踐看“軟弱”也是一貫的）。在此番涉局的一班總理衙門大臣中，比較起來李鴻章最看好的是“文相”，即大學士文祥。所謂“若無潞公，更不知倒塌那（哪）樣”。“潞公”應該是以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彥博（他封“潞國公”，有《文潞公集》）借指文祥的，是把他看作撐局者了。隨後說的“博翁”，也是指他，因為其人字博川。但又說到他意欲辭退，若如此“洋務更無能擔之人”。在李鴻章看來，文祥之外，其他人“一派雌柔”和懵懂，所舉及的董、崇、寶、沈，分別是指董恂、崇綸和崇厚、寶鋆、沈桂芬。他還特別說到“恭邸”，即恭親王奕，要說此人可是晚清外交“名手”，也是李鴻章辦外交共事時間最長的同道，反正這時是把他說得最為不堪，比寶鋆、沈桂芬他們更為“畏禍”。李鴻章對談判過程的不滿，主要在於清廷為求息事寧人太容易地就答應對方要求，沒有做到盡可能地討價還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