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寫這封信的時候，正當哥哥準備赴川之際，其經過的“皖城”應指當時的安徽省城安慶。而李鴻章自己則即將前赴煙台為“滇案”與威妥瑪談判。信中主要告知哥哥開議之前“先經豫（預）籌”的三事，以及請示朝廷所獲答複。第一件，“優待駐京使臣”，朝廷隻允限定在“與廷臣往來”方麵；第二件，賠款答應“亦可酌加若幹”；第三件，將涉案人員“提京複審”，朝廷定下的原則是“萬不得已，隻能提現犯官民”，還是堅持不能包括岑毓英（這時他因繼母去世已去職丁憂）。另外還有“商務一節”，基於前議情況，李鴻章估計雙方“或可無大出入”，像增開口岸，再加蕪湖朝廷也表示了同意。李鴻章在這類交涉中當數有經驗的人，他估計到威妥瑪“開口必大”，自己則準備“緩緩還價”，信中就此道明了底線，說是過此“隻有折回，聽其決裂”。
李鴻章向哥哥透露心跡，說自己所以“先請政府籌定者，免致事後諉過也”。想來，這並不僅僅是自身防範，也有一個權限問題，外交的主體是國家，即使權重如李鴻章這樣的大員，除非朝廷授權，否則也不能漫無邊際地自行決定。李鴻章辦理外交“軟弱”不假，卻也不失程序和原則基礎上的“謹慎”。試想，前邊提到過的那個崇厚，在光緒五年（1879年）與俄國商談中國新疆伊犁問題時，擅自簽訂《裏瓦吉亞條約》，給個人更給國家造成了多大麻煩！這樣的“低級錯誤”李鴻章似乎不會犯的。至於這次將要進行的煙台談判結果會是如何，以“預備調停”角色自居的美國駐華公使，這時從煙台給李鴻章發來“密信”，透露威妥瑪的意思“尚易了結”，李鴻章也就比較樂觀，遂估計“或有七八分可成”。
而不久後便揭明的事實是，這次是“十分”成局並簽訂條約了，當然，是以清方犧牲頗大權益為代價的。談判自七月初三日開始，至七月二十六日簽約，這中間“討價還價”、爭爭扯扯自然還少不了，但總體上看沒有再起大的波瀾。清方巴不得早日了結自不待言，實際上英國政府也希望“從速解決”，就此對威妥瑪已有訓令，因為英國正麵臨在土耳其問題上發生的國際危機，不願在“滇案”上再久拖不決。《煙台條約》已是英方借端訛詐攫取侵華權益的一大收獲，它包括“三端”計十六款，附有《另議專條》，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所謂“昭雪‘滇案’”，包括清方在各地張貼關於“滇案”文告、派使臣赴英道歉、賠付英方銀二十萬兩等項；2、英方可派員至雲南和中國西部相關省區，或作商務調查，或借以便利出入印度；3、在華發生“關係英人命盜案件”，英國可派員“觀審”；4、增開湖北宜昌、安徽蕪湖、浙江溫州、廣東北海（今屬廣西）為通商口岸；5、稅務方麵清方對英（自然也涉及列強其他國家）的減免事宜。一樁偶發案事，最後竟至落定在如此一個嚴重不平等條約上，豈不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