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主要說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曾紀澤（字劼剛）兄弟的事。他們是曾國藩的兩位兒子，這年分別為39歲和30歲。其父母先後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去世，他們要按製丁憂守孝。期滿後，曾紀澤以謝承襲父親侯爵的理由赴京覲見，先從家鄉至上海，乘招商局輪船北上，途經天津謁見李鴻章。這就是信中所說“曾劼剛尚在上海機器局，早晚當抵津沽”的背景。他六月十六日到天津與李鴻章見麵，日記中記下：“辰初至李相行台（指李鴻章的北洋大臣行館）拜謁，談一時許，至吳摯甫（吳汝綸，時在李鴻章幕）室坐極久，李相旋至幕中同談。”他在天津暫駐期間，還有李相來談“甚久”“極久”的記載（如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日記）。其人月末離津赴京，七月初三日抵京，十六日覲見，問對內容主要是關於洋務方麵的。隨後，朝廷給了他“以四五品京堂候補”的職銜。此時李鴻章給郭嵩燾的信中，有“（曾紀澤）此次入覲，當得京卿，內意或留待他年替人，亦非其願”的話，估計得不錯。從給哥哥的此信中也可知，數年前李鴻章在京與相關大員議論紀澤所能獲官，按照常規“不過四五品京堂”，與此時實際也正好吻合。李鴻章清楚，“貧而多累”的曾紀澤，其“誌在（上海）機器局”（此處當有較高收入），但掌管那裏事情的是兩江總督沈葆楨（字幼丹），生前他與曾國藩曾因餉事鬧過不小的矛盾，這會兒能為曾紀澤的事情幫忙嗎？李鴻章心裏沒譜，所以有“此一件難事，頗不易銷差”之說。不過，幾個月後，曾紀澤便有了駐英法公使之職（替代郭嵩燾），駐外期間還有與俄國交涉改訂《伊犁條約》的事情，在外交方麵做有成績。這當然是後話。
第二件事是關於郭嵩燾（筠仙）因《使西紀程》被奏劾。所謂《使西紀程》，是郭嵩燾按照政府關於出使大臣“應隨時谘送日記等件”，“以期有益於國”的要求，將出使旅程中五十來天的日記，稍加整理後以此名抄寄總理衙門，被刻板刊行（共兩萬餘字）。內容上實事求是地記下外洋觀感，與封閉狀態下國人心目中的“夷狄”麵貌大不相同。不想，這在朝中激起軒然大波，遭到守舊派的極力攻訐。李鴻章此信中說的“何鐵生講官”就是發難者之一，此人即在翰林院供職的何金壽（字鐵生）。他彈劾《使西紀程》內有詬病大清的內容，“請飭銷毀”。一時攻郭輿論可謂沸反盈天，甚至鬧到有湖南人都要開除其“湘籍”的地步。後來梁啟超有評論說：“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由此可見當時一般國人的思想、識見和對世界的認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