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有可能是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天以後，在意識形態論爭不斷高漲的時候開始對費爾巴哈批判的。在《神聖家族》裏，馬克思還表達了對費爾巴哈強烈的同感。雖然馬克思起步較晚，但卻在短期內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反轉。因此，我們也不能輕易否定此時馬克思出現了根本性的理論轉換的假定。
但是，正如本章開頭所指出的，理論轉換一定要有根據。雖然施蒂納給馬克思帶來了巨大的理論衝擊，但是，馬克思未必會接受施蒂納的觀點，相反，主導馬克思的是對施蒂納的批判。因此，馬克思的“自我批判”僅根據對施蒂納的批判是說明不了的。那麽，馬克思進行理論轉換的根據到底是什麽？馬克思是如何將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轉化成為我之物的呢？這其實包含著理論轉換的根據是什麽的問題。或者說，在這些問題之上，在馬克思那裏，根本性的理論轉換真的存在嗎？筆者認為，馬克思已經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裏對費爾巴哈進行了充分的批判。從這一點來看，對於馬克思向費爾巴哈批判的轉換，我們必須從不同的脈絡進行解釋。
這裏，不可能做詳細的展開，但是，為論述起見，筆者想在這裏考察一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費爾巴哈觀。[1]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費爾巴哈超越黑格爾的理論功績進行了這樣的評價：
“從費爾巴哈起才開始了實證的人道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批判。費爾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揚，這些著作的影響就越是紮實、深刻、廣泛和持久；費爾巴哈著作是繼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之後包含著真正理論革命的唯一著作。”[2]
“費爾巴哈是唯一對黑格爾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隻有他在這個領域內作出了真正的發現，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