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曆史發展觀，從其思維路向來看，是要維護既成的社會秩序，以“奉天法古”為旗幟，在“守成”的前提下，因時應變，實行必要的改良。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既要“改製”，又不“易道”。這種改製不易道的曆史觀，集中表現為三統循環論，其中，又以新王改製、文質互救、五德終始和三統三正為主要內容。
所謂“新王必改製”[294]，即新興的王朝不能全盤繼承前朝的製度，而要有所變革。這種變革，儒家有既定的原則，即《禮記·大傳》所要求：“聖人南麵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從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來看，可以說，《禮記》所設計的這些變革原則，規定了秦漢以後封建社會文化變遷的基本方向。它既能表明新興的王朝與前朝的區別，以及以新代舊的合理性，同時又能保持基本的思想文化製度的一脈相承。
董仲舒對儒家這個“變器不變道”的思想原則心領神會，通過對“新王改製”的闡釋，表達了他的政治期望，並將其發展成為“改製不易道”的思想規範。
首先，他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幟，要求新王改製。他強調：“《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295]要鑒往察今，順天應人，改革製度，以符天命。通過改革製度，以表明君主“受命於天”；如果“一因前製，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以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296]。因此，新王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這就是改製的主要內容。
其次，董仲舒又強調“改製”不“易道”。他聲明：“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又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297]這便是他常說的“變中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