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哲學的研究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到2000年的後二十年。[399]這兩個階段，中國社會有著十分不同的政治氛圍和學術氣象，中國哲學的研究也有著頗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學術成果。
（1）前三十年（1949—1978年）。
1949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哲學研究曆經坎坷。受當時全盤“蘇化”的製約，中國哲學史研究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特別是受從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的“唯政治思維”的拑製，[400]一切服務於政治，一切等同於政治，一切消融於政治，導致中國哲學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簡單化、庸俗化的道路。這主要表現為把中國哲學史簡單地化約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401]的鬥爭史，並且將其提高到政治鬥爭的層麵分析，認為“唯物主義必然進步，唯心主義必然反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研究和學習中國哲學史”[402]，從而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單調沉悶、枯燥無味，甚至出現了不少令人扼腕長歎的悲劇、啼笑皆非的鬧劇。例如，說“孔子是反動階級複辟的工具”[403]，“孔子是反革命兩麵派”[404]，“中國哲學史就是儒法鬥爭史”[405]，等等。顯然，這個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在總體上違背了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違背了中國哲學的曆史實際，因而出現了令人痛心的情況。但是，由於廣大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抗爭，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仍然有相當的成績。
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一共五卷六冊的出版，[406]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前三十年中國哲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通史，是係統地對中國傳統思想進行清理和總結的著作。作者把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綜合進行研究，著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說明，將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融合為一，對中國傳統思想及其人物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提出了一係列嶄新的觀點。作者發掘了一係列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視的思想家，如嵇康、劉知幾、劉禹錫、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隱、方以智等。這些被侯外廬等稱為異端的思想家，在20世紀後二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受到重視，成為大學中國哲學教科書闡述的對象，有的還成為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直到現在，《中國思想通史》仍然是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參考書，也是相關內容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作者的重要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