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凝聚力是與儒家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屬於深層文化結構的思想要素。就其內涵而言，所謂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是該民族文化對其成員的吸引力。具體說來，就是一個民族在社會秩序和思想文化方麵由離散到聚合、由波動到穩定、由混亂到協同的特定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該民族集合人心、整齊力量、團結族類的思想紐帶，是該民族的思想文化價值的集中體現。它主要表現為該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精神風貌。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是相對穩定的；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它又是曆史地發展著的。
縱觀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長河，中華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文化表現樣式。但就其前後相繼的一貫性，文化心理認同的一致性而言，以下諸方麵是其主要內容。
第一，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從先秦到漢唐以至宋明，思想家們往往是將中國看做一個政治概念、文化概念，而不僅僅是地理概念。世代相襲、普天認同的中國是“禮儀之邦”的觀念，便是其具體反映。在先秦時期，思想家、政治家們十分重視道德理想的追求，強調文化精神價值的可貴。重視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傳統，便是其表現之一。依儒家的眼光，華夏與夷狄有著行為上的文明與野蠻的根本區別，有著文化上的進步與落後的重大差異。因此，要以文明進步的程度嚴格區分華夏與夷狄的界限。傳說中的孔子修《春秋》，嚴夷夏之防，便是以禮義道德為原則。諸侯行為不合禮義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為合乎禮義道德的，便以中國看待。孟子堅信進步文化能夠改變落後文化，而落後文化絕不可能改變進步文化。所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6]，便是這種信念的體現。漢代研治《春秋》的公羊家明確認為，夷狄與中國的區別，並非種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無。公羊學大師董仲舒認為，《春秋·宣公十二年》記載晉楚郊之戰，晉國大敗，《春秋》褒揚處於夷狄之邦的楚國合乎禮義，貶斥屬於諸夏部族的晉國不合禮義，就在於《春秋》無通辭，以是否符合禮義為轉移。晉國不講禮義，雖屬諸夏之國，也“變而為夷狄”；楚國恪守禮義，雖屬夷狄之邦，卻“變而為君子”[7]。夷夏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通過對先秦儒家以仁義為核心的文化意識的弘揚，進一步凸顯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標準及其意義，溝通了夷夏之間在文化心理上的聯係。這種夷夏互變的思想，是中國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的重要內容之一。至於將“夷夏之大防”作為排拒外來文化的工具，則是唐以後的事，不應由此前的人們代後人受過。而且，即使在唐以後，進步的思想家也是在文化理性高低的層麵，區別夷夏界限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們，主張“師夷長技”，實際上是承認“夷人”器物文明高於華夏之邦。譚嗣同認為：“今（近代）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於夷狄，何嚐有一毫所謂‘夏’者！”[8]可見，夷夏之別的標準，是文明進步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