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現代新儒家”是客觀存在
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傳統倫理和價值係統日益崩解，帝國主義的對華軍事和文化侵略日見加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愈益廣泛。麵對這樣的現實，一批有著憂國憂民懷抱的知識分子，為了提高中華民族的地位，便極力弘揚儒學，恢複傳統文化的地位和價值係統，以便在此基礎上融合西方文化，這可將其概括為“現代新儒學思潮”。代表這股思潮的有獨立思想體係的學者，可稱為“現代新儒家”。比如新中國成立前可以“新儒家”稱謂的梁漱溟、熊十力、賀麟、馮友蘭，50年代以後活躍在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近年活躍在海外並在大陸有相當影響的杜維明、成中英、餘英時等人。
梁漱溟在20年代初就認為，隻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嚐到“人生的真味”。儒家思想才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他的宗旨是“除去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對於西洋人，他認為“應當引導他們於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來”[41]。
賀麟倡導的是“新心學”。他於1941年發表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新儒學”的“新儒學”概念，並對“新儒學”的思想觀點作了詳細係統的闡述。這篇文章被看做現代新儒家的宣言書和代表作。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了“以儒家精神為本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具”的主張。他斷言，新儒家思想的發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民族複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複興，儒家文化的複興”。他主張輸入西洋文化，充實儒家思想，以儒化、華化西洋文化，進而挽救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最大的危機，即“文化的危機”。